半枯株文稿: 关于古朱

启蒙（三）

Fri, 16 Mar 2007 04:21:18 GMT

在写程老师时，我提到“有一段时间老说我骄傲了退步了”，这件事也与我在《母校》一文中的“记得初一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就是我们的学校，我写了那八字形的校门，结果老师只给了我30分，让我好久抬不起头来。”有关，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以至于40多年过去了，还老提这事。

我小学时作文在班里也算数得上的，那时搞社会主义阵营里的红领巾联谊，互相通信。我们班分到的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河内市一个小学的，回信就由我执笔，由另一个同学抄写的。作文成绩进初中后急转直下，主要是一时不适应那个转变过程。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不好，平时又不是那么听老师话喜欢吵闹有关。语文老师是个工会小组长，积极要求上进思想有点偏左，他将我打入另册，我再努力，成绩也不会提高。

学期过了一半，有一天那位语文老师突然胃出血住院了，我班的语文课就临时改由当时学校语文教研室的主任陆鉴三老师来代。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特意上google去搜索了一番，约有156项符合，找了半天，大都是他的著述、教案以及他人引用的心得体会等，没找到他的生平大事，不过那时他的名气已很大了是省市语文教研组组长。

名师自有名师的风度，一件挺括的人民装，头上理的平顶西发——现在叫做板儿寸，应着上课铃声稳步走进教室。经过程式化的问候后，他就双手撑着讲台，目光炯炯的凝视着我们，就像那时热门电影《在烈火中永生》里的反面人物徐鹏飞的样子，教室里鸦雀无声，平时的调皮学生都被镇住了。片刻，他开始自我介绍，拿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陆字，还是有调皮的学生故意念成“liu”，他没生气，说“对！可是在读姓氏时应读lu”。于是因势利导与我们谈起了有人将人名“乐乐乐”读成六六六，把鍚荼壼读成锡茶壶，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原来对他的敬畏心情：“六六六，还敌敌畏呢”。这么多年了，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情景还是忘不了，包括那个故意读“liu”的调皮同学的名姓。

陆老师上课，与其他老师不同，从不捧着课本，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都要学生自己来总结，他不时的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语文知识和文学知识。特别是上古文课，他会旁征博引的讲上一堂课，本来中学生都怕古文，但陆老师来后，古文课成了我们的最爱。女儿上中学时，看到我还能背出“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时，感到十分惊奇。

陆老师的作文课也很有特色，讲评时，那个同学有哪些优点，那些同学描写不到位，他不用稿子，随口就来，好像同学们的作文都已装进他的脑海里了。每次作文本子发下来，都会发现有详尽的评语，有时，我的作文里，简直黑字还是红字多了。最让我受益一辈子的是他对订正错别字的认真劲，他常说：“看文章时碰到错别字，好像吃花生米时嚼到烂花生，满嘴的味道都没了”。发现错别字，他就在边上打个不封底的框，改正了将框封上。一个错别字扣1分，改正后仍出现扣2分。那个喊liu老师的同学，有篇作文错别字太多了，一下子扣的只剩58分，大哭也没有用。

我曾当过一段时间初中数学老师，一起从采煤队调来的朋友与我搭档教语文，他批阅一本作文的时间，我可以批改半个班的数学作业。我真想不通，陆老师一个临时来代代课的，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对付一个普通初中班的同学呢，现在明白过来了，这就是师德，这是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的做法。

赫鲁晓夫下台后，赵朴初先生写了一篇《某公三哭》（又名《哭三尼》吧），第二天，教导处就立出一块黑板，说是陆老师有一个讲座讲解。会场的窗台上都站满了人，不光学生，老师也都到了。赵老先生的文章是大家不熟悉的散曲，陆老师一边讲解内容，一边介绍元曲知识：什么是套曲，什么是自度曲。还诙谐的插入几句杭州话，记得他叫那时的苏联驻我大使“吃了碗嗷年糕”。《某公三哭》的讲座，应老师学生的要求讲了好几次。

我的《母校》一文贴在浙江知青网时，网友劭秋儿问：“当时有没有影响你学习兴趣.....”，激起了我要写篇纪念陆老师的文章的冲动，找不到有关资料，就一直搁笔停着。清明快到了，凭着回忆写下这点，祭奠老师在天之灵。

我的163博客

Tue, 28 Nov 2006 03:07:46 GMT

浙江知青网有个海外网友文如其人最近归来，应邀赶赴省城与其会面，他也是知青出身，相同的遭遇就很有天谈，天南海北古往今来，攀谈两天意犹未尽，总觉相见恨晚。梅子在一边也插不上嘴，只有发挥她的特长，给我们拍了几张相。

文如其人回温州后就把我们相聚的留影给我寄来，打开邮箱，有博客的广告，看了说明觉得还不错，随手就将刚收到的几张相片放在那儿。

我在老三届有个笔友叫中条山人，同在黄河边，我比他上游多了。可他写得东西总在我的上面，看了他的博客，他下乡没几天就脱颖而出招到文化馆工作了，与我这样放下锄把就捏锹把锤把的不可同日而语，是我自作多情。我与他的相识却是一场误会，我回帖有时倚老卖老不分轻重，中条山人不服气想与我决斗了，“好人斗好人——误会”，解除误会后关系更铁了。

我从中条山的博客碾转找到了华夏知青，又来到了九头狼的博客。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老乡！九头狼的大名如雷贯耳，哪个宁夏的杭州知青不知道，我第一时间设法告知了雁南飞。

雁南飞也是我们1965年9月7日离开杭州赴宁夏的专列中的一员，与我在网上神交久了，但还没见过面。他与我一样，1972年进了煤矿，他在石炭井一矿，我在四矿。四矿又名李家沟矿，汝箕沟矿与我们同一个矿务局，我在没当矿工时去搞过副业。我搞不清嚯嚯嚯版主怎么会知道汝箕沟，连我现在也搞不清汝箕沟指的是哪个矿：大峰矿？那是个露天煤矿，据我所知没什么杭州知青；卫东矿？在白笈笈沟，是个大型煤矿，出产的泰西煤四海闻名。

在矿上时，我们刚30郎当，有句话说“人过三十不要脸，开口便是想当年”，现在快花甲了，叙叙往事也不是不要脸的事了。我们初中上语文课时，老师叫我们背诵“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还不以为是，现在到了回首往事的时候了，我想，应该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为了我们，为了后代，也为了历史。

我在好友hzlzm的帮助下原来有个通桥人民公社社员的博客，为了交流方便又搞了个半枯株文稿，都属于半睡眠的博客，本不想再扩大业务了，这次在九头狼的博客里见到介绍赴宁杭州知青的帖子，引用的老照片大半是我们县农场青年队的，其中不少说明有误。而我正好有我看老照片系列，现成的，于是就引过去。这样我就多了个163博客。

新开豆腐店，有许多规矩还不懂，比如怎么回复留言，于是只得另起一行作答，遂成此文。

生日的感想

Wed, 11 Oct 2006 15:57:27 GMT

    昨天是我的生日，梅子知道后一定要给我庆贺一下，拦也拦不住。没办法，去年她生日时是我挑头起得哄，这次只得由她了。
     我们家对过生日从来不太重视，也不讲究，再加上母亲的生日与我的生日仅隔了3天，一般就是记着了，也是俩人合过的。所以我虽然稀里糊涂已过了58个生日了，但留下深刻记忆的几乎没有。我是旧社会出生的人，过的是农历的生日，现在都用阳历了，生日不固定，一般的年头早些，生日在阳历9月份。碰到有闰月的年头就要晚点，记得有一年正好是国庆节，今年却是双十节，难搞清楚经常错过。
     我应该记住的是我第一次过的生日，那肯定是很热闹很隆重的，我是父亲的长子（最后证明是独子），我过周岁生日时，父亲的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象的。据说还抱我到照相馆里去留了一个影，但是我怎么也记不起当时的情景了。等我长大了，看到那张泛黄的照片，母亲指着说，这是你周岁的留影。照片是一张三吋的彩色照片，彩色是手绘的，那时也算很时髦的，但是相片里主人公的形象却不敢恭维：精赤条条一丝不挂三点毕露的躺在那里，我羞愧的不敢多看几眼。背后父亲用毛笔字写着“周岁纪念，时在大革命成功”，看来父亲在当时对新中国还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并不像文革大字报上写得那样一贯反党反人民。现在父母亲都已仙逝，那张照片不知由谁保管着，找到的话我想上传到杰夫的老三届幼儿园去，现在流行写真，我的那张裸体照点击率肯定不会低。

我的第17次过生日也有点印象，但是记不清究竟是我们到达银川那天还是到达青年队的那天了，没有鲜花，没有蛋糕，也不开生日party，也没人问候祝福，什么也没有，但从那天起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个生日成了我一生轨迹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再过来就是昨天那个生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网上过生日。虽然我一直不同意给我过生日，梅子也选了一个我不常去的地方贴贺帖，但是，想到有人还那么记着你，心里就会感到一阵暖洋洋，一丝幸福感！听着梅子做的flash里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我想起了郑智化长的那首《你的生日》歌：别在意生日怎么过，有生的日子要天天快乐！
     我还想起了早年在矿上时听到过的一首美国歌曲：《祝今天不是生日的朋友快乐》，我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见。记得歌词大意是这样的：一年365天，但过生日的只有一天，祝今天不是生日的朋友快乐，那就365天天天快乐了！
    祝今天不是生日的朋友快乐！

那一年夏天

Tue, 29 Aug 2006 12:55:30 GMT

那一年夏天记得也是那么的炎热，教室后墙上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大幅标语已改成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我很清楚，不管怎么改，对我来说只要一种准备就够了，那时流传着那么一首顺口溜：“九年苦读书，出来当老粗；有出息的读高中，没出息的种大葱”。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平时表现也不好的学生，还想干什么，种大葱呗，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了这种思想指导，我在初三下学期开始破罐子破摔了，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特别是俄语课，已到了超低空飞行的地步，经常出现红灯笼。每次的周记，我也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写什么“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而是实话实说地写：到农村去我不害怕，但是有机会我还是想念书。

父亲的工作单位属于商业系统，那时新开办了个商业技校，可以照顾名额，父亲那天问我想去吗，我想都不想就回答说，不。虽然我的祖上是靠做买卖起的家，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从商是那么格格不入。听同学说，商业技校就是学刨甘蔗什么的，要一刀刨到底不断皮，我学那玩意干啥。

往年航海模型俱乐部可以推荐运动员优先录取到杭州交通学校或船舶制造学校的，可那一年辅导员告诉我，这个权力被取消了。

我还是报名参加了中考。

中考的考场设在杭二中，我们是在凹字楼底层的一个教室参加的考试，一人一张考桌，这阵势第一次遇到。记得那几天天气并不太热，气氛倒有点紧张，但是试题并不难，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很轻松。考数学时我交头卷早早地就出来了，教几何的宋老师在考场外拉着我，与我对题。题我全答对了，就是右上角那道几何计算题答案我没化简，“可以化简的”，宋老师与我说。我说我没想到化简，还以为做错了，用了另一种方法解，结果一样，就以为出题的与你宋老师一样，怕我们投机取巧，特意搞个复杂的答案让你做。宋老师安慰我说，按以前的规定交头卷可以加分，一题多解也可加分，而漏掉化简步骤，答案不是最简答案的要扣分，但扣得分并不多。我听了多少有点欣慰。

由于考得较好，又燃起我些许希望。那是个没有假期作业的假期，但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成天在外疯、撒野，总是胡乱地心不在焉地在家写毛笔字。下乡劳动中获知，毛笔字在农村还是很有用处的，扁担上、草帽上、粪桶担上，都要用毛笔，而我平时从来没在这下过功夫。

不时有同学来说，他们已经接到通知书了，但我还是杳无音信。一天，班主任通知开一个座谈会，我一看到会的同学，心里就明白了——都是些在等安慰信的角色，但是很奇怪，班长也在那里，他不是工农子弟吗？过了几天我特意跑到班长家里，他还在焦急的等着通知，我们谈了一回，我单刀直入地说：“我看那天参加座谈会的可能都是不录取的吧”，他沮丧的回答：“大概是吧”。后来听说，班长家虽说属血统工人，但有点历史问题，可是他从来没交待，属于隐瞒，是欺骗组织，因此高中就没资格上了。

后来证实，我们班凡参加那次座谈会的同学，一个也没能考上高中。其中，有6名同学去了宁夏，还有不少去了桐庐、临安等浙江农村。那个班长却没像平时表决心时说的那样下农村，而是到了杭州肉类联合加工厂去当了学徒工。

杭州肉类加工厂是等赴宁的专列出发后才招工的，由于我是在最后一天报的名，居委会的老大娘们还不知道我已去了宁夏，拿了张招工表来找我妈，让我的父母又白白的伤心了一回。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跨进过杭四中的校门，同时也再没有遇到过任何读书的机会。

往事难忘啊！

为辍学41周年而作。时在2006年8月29日星期二

成分

Sun, 14 May 2006 03:20:43 GMT

不写简历不填履历表久矣，早已忘却了什么家庭成分本人出生等等的说法了，还是女儿上高中时，有天她碰到一道数学难题来请教于我，经过我的分析指导，她很快就解出了。感激之余抬起头来问我：“爸爸，你那么好的成绩为什么高中会考不上呢？”，我感到有些惊讶，还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我，这好像应该是路人皆知的原因吧。但我还是耐下性子仔细解释了我失学的前因后果，说得唇干舌燥，女儿的一句问话“爸爸，什么叫家庭成分？”把我继续往下说的劲头全打没了，一个高中生连这个都不知道，平时的政治历史在学什么。我不想多解释，只悻悻的说，等你长大会知道的。

我们上学那阵，每个学年都会发一本64k的学生手册，翻开第一页上就有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家庭成分、本人出身等等基本情况。小时候都是家长帮着填写的，记得父亲在我家庭成分一栏中填的是职员：解放后，共产党在城市里并没有认真地划分过阶级成分，对资本家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拿定息的就是资本家。血统工人是领导阶级，依靠对象是城市贫民，除此以外大部分都可称为职员。职员是一个很复杂的阶级，里面形形色色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父亲从小在上海学生意，一直坐帐桌，平时胆小谨慎，挣些个微薄薪水养活我们一大家子，看似一个标准的小职员。稍大些，这些内容要求我们自己填写，我当然也将我的家庭出身填为职员，这样我就成了以隐瞒成分而被列入另册的落后学生。初中毕业前，虽然我早就做好了“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但是，摆在我面前的实际却只有上山下乡的这个自古华山一条路了。

我的家庭成分实际应该是地主，说得准确一点，是工商地主，双料货。父亲从来不给我们“痛说革命家史”，从母亲平时的唠叨和看了父亲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中，才多少知道点这顶地主帽子的来龙去脉。

我的老家出产一种用毛竹制作的贡纸，我家祖先就像现在农村的经销户一样将分散在千家万户的这种家庭手工作品收集起来销往外地，由于经营得法，也挣了不少钱，纸行分号遍布沪宁杭苏锡常。有了钱又舍不得花，胸无大志只知道省吃俭用求田问舍，当时可能也算富甲一方了吧。父亲三兄弟中行二，他们从未分过家，由我大伯执掌家门，父亲一直在外讨营生，自食其力。父亲说来与我还算的上是校友，有次，父亲喝得有点飘飘然时与我说过，他是考了个全县第一才考上杭高附中的。但是他初中未毕业就因病辍学了，以后就去了上海学生意，一直在纸行里做帐房先生。先祖在邻县也就是我外婆家也置有些田产，父亲成婚后，这些田产就委托我外祖父管理，田租也由外公收取后再带到爷爷家，土改时，这些田产算在了我父亲头上，于是我父亲就成了地主分子。当然，我的大伯伯，三叔叔也都戴上地主帽子，但比起来，他俩似乎更名正言顺点。

自我懂事起，家里就一贫如洗，有句形容家穷的成语叫家徒四壁，那时我家连四壁都没有了，统统被没收充公共产了。那时我很羡慕那些资本家的子弟，虽然在政治上，待遇半斤八两好不了多少，但在经济上，要强的多了：共产党是讲信用的，定息一直支付到文革大乱时才停止。而我妹妹却说我比她幸运，多少还享受过一年地主生活的待遇，好歹还当过一年小财主，我妹妹因地主成分，小学都差一点不让读，是读民办小学毕业的－－一个真正的老三届知识青年。

我家成分虽然偏高了点，但是历史清白，家庭成员没有人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海外或港台的亲属，我还是属于那些可以教育好的非无产阶级子弟中的一员。在我填写煤矿上的招工表时，我老实的在家庭成分一栏中填上地主，只把本人出身一栏改为知识青年。我那时想，我当上煤矿工人了，在中国社会各界级分析中说过：煤矿工人“他们最革命”，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的后代不用再像我一样，吃足成分的苦头了。

很高兴终于没将这个父亲在无奈中传给我的压得我大半辈子不敢大声喘气的工商地主的帽子继续传递下去。谢天谢地！

我的吸烟史

Wed, 26 Apr 2006 04:48:13 GMT

记得我第一次从宁夏回杭州时去看一位师长，在谈起我们在农村里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白天要在大田劳作，晚上又要接受批判时，那位师长就情不自禁地掏出一支飞马烟递给我，我那时还不会吸烟就拒绝了。他很不理解，他说他的吸烟就是在反右运动时，劳累加苦闷在跟我们差不多的环境里慢慢学会的。情况确实这样，那时在知青中吸烟已很普遍了，但我还洁身自好，一支烟都没抽过。

我第一次吸烟属于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硕果仅存的那点。那次我们出外去挑渠，被安排睡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第二天早起大家发现身上纷纷起了小疙瘩，其痒难忍莫名其奥妙。那时候的我们真傻都当是水土不服过敏了，买了抗敏药来吃，整天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来，效果还不咋地。遂去请教给我们做饭的老贫农贾大伯，贾大伯告诉我们那是羊圈里的虫子咬的。那羊圈长久不圈羊了这些虫子也饿坏了，你们杭州娃细皮嫩肉的，这回给它们大开洋荤打了牙祭了，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问他有什么办法防治，他笑着掏出一包装潢精美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出来，一人一支打了一圈说，为什么有十七八岁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呢，就是为了避蛇蝎。蛇虫百脚不叮咬有烟油味的人，你们抽抽烟就行了。说实话那浑身燥痒的味道实在太难受了，只得半信半疑的试着吸起烟来。不想这一来就是将近四十年，作为硕果仅存的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我一时还真不想戒了它。虽然我也知道吸烟一点好处也没有，知道cigarette smoking is harmful to our health，吸烟危害自己也危害别人的健康，但我还是在随缘，仅仅在数量上控制，三天不超过两包。说到戒烟，听人说过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他一共大概已戒过一万多次了，哈哈。

【回贴】

谢谢诸位的关怀！我总对人说能戒掉烟的都是英雄，我没那气慨也没那毅力没有勇气也就不戒了。下岗前我在厂里搞后勤工作，法人代表要求建无烟工厂我是禁烟的具体负责人。上班可以不吸，但我还是不想戒烟。其中的原因又要联系到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像有点给贫下中农再教育泼脏水的嫌疑了――我清早起来，先要点颗烟上厕所，这也是农村里就养成的不良习惯。贫下中农告诉我清早一颗烟可以清肺，可以咳出老痰。似乎有点道理，特别是在当矿工时，咳出的痰还带黑色的。而在南方讲究空腹是不能吸烟的，我想，我清早的一支烟的恶习都戒不掉还谈什么戒烟。尽量少抽点吧，有勇气戒烟的，还是戒了吧，不会吸的，千万不要去学会这不良嗜好了！

我的吸烟史（续）

为了回避羊虼蚤的叮咬，我开始了吸烟，但那是玩玩的，根本谈不上有瘾。真正使我吸烟成瘾却是另一回事：在我们青年队还没散伙前，我遭遇了一场车祸――马惊了，车从我身上碾过，人没咋的腰却疼的厉害（我想有时间要把这段经历再记叙下来）。躺了几天能下炕了就一个人扶着腰慢慢踱到三队小店，打了二两高粱酒买了些柿饼红枣，临出门时看看手中的钱犹豫了一下返过身去又买了一盒大前门香烟，这是第一次为我自己买的烟。受伤以后农场卫生所只给我开了几盒大活络丹，可想而知这些烟和酒为我疗慰身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疼痛是起了多大的作用啊！

我抽烟最厉害时要数与老任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老烟枪，抽的是自卷的烟。特别是任大妈来了以后，每天晚饭后炕桌上放一个盛放任大妈加工好的烟叶的柳条笸箩和一摞裁好的纸条，三个人围着炕桌各卷各的烟，老任要是编席，我们还得给他卷烟。任大妈每次去供销社交席总要带回一扎烟叶，惹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有次与她开玩笑说：大妈，这可是烟叶不是咸干菜呀，别弄回去放汤喝。

到了煤矿后我们那是三级瓦斯矿，绝对禁烟。经常要放高产，井下一呆就是十几个小时，慢慢烟瘾也就小起来了。以后除了清晨一支烟外就是伏案工作时烟抽的多点，现在开始玩电脑了，我惊奇的发现，我吸烟的频度竞与网速恰好成反比，你说巧吗，哈哈！

母校

Sun, 22 Jan 2006 06:13:42 GMT

（一）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幼时，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百废待兴，小学尚未普及，因此享受过学龄前教育的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了。我因出身家庭成分比较高，到小学报了一次名未被录取，父母慌了，就给我送到了幼儿园呆了一年，所以我参加工作后不敢与人比学历高，只敢和别人比谁的学历低。

那时我家住在佑圣观路114号，就在佑圣观的边上，水亭址拐角处。沿着幽深的水亭址到底，横着那条叫凝海巷（扇子巷），它与后来被称作杭州的黑龙江、龙须沟的中河平行（那时中河的水还很清，附近住家都在河里淘米洗菜），河上一溜有好几座小桥，父亲告诉我这是石拱桥又叫冬瓜桥，是徒弟教师父的典范。他说，古时候只有石板桥，有位师父要造桥却找不到合适的石板，正在发愁，见徒弟没事干在切冬瓜搭着玩，一下受到启发，于是就发明了石拱桥。虽然稍大点我从书上知道那其实是鲁班师父和他妹妹的杰作，但我对我父亲的话还是深信无疑。

水亭址到底左拐走不多远的第一顶桥（我已记不清它是府桥还是铁佛寺桥），过桥，桥堍那间江南常见的石墙门，就是我就读的幼儿园――私立新华小学附属幼儿园。进门的门厅，是我们雨天的活动场所，板壁后面有个天井，东厢房就是我所在的大乙班。天井里有棵老桂树，金桂飘香时，未过桥就能闻到香气。幼儿园再过去就是柳翠井巷，新华小学公私合营后就改名为柳翠井巷小学。

文革过后，杭州市政府为改变“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的形象，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中东河改造。那时我还在宁夏煤矿工作，趁探亲回家时故地重游。变了，大变了，我努力找寻幼时的踪迹：水亭址变短了，凝海巷不见了。那几顶桥还在，只不过用新的石料依原样重新建造了一下，我找到了幼时天天要走的那顶桥，过桥是一条美丽的沿河绿化带和宽阔的中河路，我来回找了几趟，还是没见那棵老桂花树，可能早已被园林部门移至它处了。

（二）

我小学是在佑圣观路小学读的，我们进校时叫杭州市上城区第三中心小学，现在叫胜利小学，一直是省重点小学。不知不觉中，我在那里呆了六年整。那沸腾的如火如荼的多事的六年。先是社会主义改造，各行各业敲锣打鼓，完成公私合营，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接下来反右，记得暑假里，教室里铺满草席，全区的老师都集中搞反右，学校里到处都挂满了大字报。再以后就是大跃进，三面红旗，为了完成1070，操场里垒起了好几座土高炉。那时我们还小，不能参加炼铁，但是为了小高炉，我们跑到佑圣观里，拆下神座下的大砖运到学校里去，还把家里已不用的饭勺锅铲（那时都吃食堂饭了），一次次的拿到学校里，供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炼铁用。我们的任务是勤工俭学，剥过花生，糊过纸袋和火柴盒。记得有一天，刮着簌簌寒风，校长把我们集合在操场里，给我们做报告，要我们回家做家长的工作，布票一人一年只发一尺八寸了，是给我们补衣服用的，要提倡穿补过的衣服……。听得我们懵懵懂懂，不想，这就是漫长的困难时期的开始。记得那时最好的零食就是三分钱一支的红糖棒冰，冬天也买的到。

我们学校的小伙伴合唱团与大关小学的民乐队在市里齐名，经常有演出任务，我报了名，也去试唱了，未被录取。我校的航海模型小组也很有名气，我也去报名，同样未被录取。那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参加课外兴趣小组的活动。

我们学校离城站不远，火车站改建后修了一条从火车站直达西湖边的西湖大道，我的母校正好被规划进了路中央，我看着她一点一点被拆掉。不过胜利小学仍在，但不知迁到哪儿去了。

（三）

初中我考上了杭四中，杭州那时只有三所省级重点中学，杭四中被称为重点中的重点，可见我小学时虽然是个有名的吵包，学习成绩还是过得去的。

从水亭址口走个一二百米就到梅花碑，坐上8路车经过清河坊站就到了杭四中，再过去一站是清波门，就是有名的柳浪闻莺公园――西湖十景之一。我们那时在校吃午饭，讨厌被关在教室里午睡，经常偷偷溜出去到柳浪闻莺玩，或者直接从校门对冲，上城隍山去享受吴山天风。现在城隍阁景区内，原来有上城区少年俱乐部，可以打乒乓球。当然，在临近考试时，我们也会拿本俄语书，到山上去大声念外语。

记得初一第一篇作文的题目就是我们的学校，我写了那八字形的校门，结果老师只给了我30分，让我好久抬不起头来。进得校门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枝干都交叉在一起，遮天蔽日。两边是我们生物课的实习基地，有好几架葡萄和各种供实习的花卉植物。甬道中有几块石头是活的，雨天不小心踩在上面水会“吱”的一声钻到裤管里来，有的同学将它写进了作文中。沿着这条甬道走过去第一个建筑物是被我们称作桥头堡的行政大楼，我们的美术教室、音乐教室都在这幢楼上。学校的礼堂、教学楼、宿舍楼都在这条中轴线上，而且相距甚远。说起来我父亲也是我们的老校友，他念书时学校叫杭高附中，他曾告诉我，他读书时学校刚迁建，原校毁于火灾，新校吸取教训拉开了距离。按照父亲提供的方位，他的教室应该是我们的化学实验室，他的宿舍正好是我们初一时的教室。

初中三年正好赶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抓阶级斗争，分阶级路线，挖阶级烙印搞得我对杭四中没留下什么好的回忆，没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东西。因此自从戴上大红花走出校门赴宁夏插队落户以后，再没回过母校。
有一趟回杭州，女儿要带表妹去放风筝，邀我一起去。沿着新开的延安南路到底，我愣在那里了，这地方我太熟悉了，怎么会凭空出现那么大那么漂亮的吴山广场。母校的校门哪儿去了，那个我初中第一篇作文描写过的、我们拍毕业照时以它为背景的、我父亲上学时就立在那儿的那个有点历史的校门。校门外原来是条窄窄的河坊街，我们一放学，8路车就很难过去了，现在也不见了。那长长的甬道，那活动的石板全都不见了。我终于找到了杭四中现在的校门，很明显，校门是个临时建筑。探头望去，里边都是些新建的教学大楼，有的尚未拆去脚手架，我犹豫半天，还是没进我的母校。

白驹过隙，弹指间已四十周年了，现在不时有故地重游的冲动，不仅是母校，还有下乡时当过社员的农村，参加工作后挖过煤的矿山。诶，人一老，就会变得怪怪的。

启蒙

Sat, 21 Jan 2006 03:46:25 GMT

在度完1959年的暑假后，我们就成了高年级的学生，升到四年级去读书了，而教了我们三年的程老师却留级去教新的一年级了。程老师和我是先后从新华小学过来的，不过我是从新华小学附属幼儿园升上来的，她是为了支援重点小学被调来的。她与我幼儿园的老师关系很好，有次我因上课调皮捣蛋被留下来（这在我短短的读书生涯中是经常发生的），找我谈话时，她告诉我的。她还告诉我，幼儿园的王老师已调到拱墅区的一家幼儿园去工作了。

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学的是波泼摸佛的注音字母，在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推广普通话改学拼音字母。说句老实话，杭州人学普通话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杭州话的骨子是南宋时的北方话，有南方人独有的儿化音，不过对卷舌音、前后鼻音还是不容易区别。班上有个北京来的同学，程老师有吃不准的字时，就向这位同学请教，让他说，她再仔细辨析。有次上观摩课，她也这样不耻下问，使在场的老师十分感动。

程老师是省级特级教师，课堂里经常有老师来听课，还时不时的把课桌椅搬到校小礼堂去上观摩课。记得三年级有次语文课又观摩了，课文讲的是米丘林与苹果梨（那时候推崇李森科米丘林的获得性遗传理论），讲完课文后老师启发大家“敢想敢说”，我就举手发言道：“我要想办法嫁接西红柿和马铃薯，让它地下结马铃薯，地上摘番茄”。没想到我远在邻县教书的姨妈也在观摩老师之中，回家告诉我妈妈，说很多听课老师都很佩服杭州的小学生，有这么多老师听课一点也不祛场。我听了有点飘飘然，不过很快就忘了。直到学期快结束的有一天，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慎重地告诉我，她请教了专家，由于马铃薯与西红柿不是同科的植物，嫁接是不会成功的。我被镇住了，看着老师关注的眼神，我似乎明白了老师要告诉我的话――做人要认真！

我上初中时，与程老师的女儿同班。每次开家长会回来，妈妈总会对我说程老师又看你的作业了，说你现在有进步（有一段时间老说我骄傲了退步了）。初中毕业后我没考上高中，就随队去宁夏下乡当知识青年，后当上采煤工。每次回杭探亲时，都会想起去拜访程老师，但自惭形秽一直没去。十几年后的一天，我母亲在路上遇到程老师，她还记得我，问我的近况。母亲那天正好身边带着我女儿六个月时拍的相片，就给了她一张，母亲说，程老师高兴地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现在的小年轻看到我非常熟练的用微软拼音打字会感到惊诧，我就跟他们说我的拼音是有童子功的。这都是程老师为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可惜的是，在这坚实的基础上，并没有建造起什么高楼大厦来，却永远停留在初中毕业这么个低水平上了，想想还真有点对不起老师的……

（二）

到了四年级接替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的是叶老师，她的大名叫叶铃铃，大人们都叫她壹佰老师。比程老师年轻，浓眉大眼扎两根粗大的辫子，凶极了。她上课从来不用维持课堂纪律，只要把她那大眼往那儿一瞪，再调皮的学生都会老老实实。她上课也不像程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什么都喜欢直截了当，有点男子气。据她说，这就是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区别，老师再不能像婆婆妈妈那样护着学生。

记得四年级音乐课上教的一首歌的开头是“1959年那，更是个跃进年……”，各行各业的人们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更加狂热地进行“敢想敢说敢做”，到处都在创奇迹、夺高产、放卫星。一天下课后我做完值日生工作刚想回家，叶老师把我叫进备课室。我有点惶惶不安，想不起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走进办公室后，叶老师详细的问了我的学习情况，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说：“这是《林海雪原》，你能看的下来吗？”。我知道《林海雪原》是讲少剑波杨子荣讲威虎山的书，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热播，我兴奋的马上接过书翻了起来。“这本书就借给你看，有不认识的字，自己查字典，看不懂来问我。我有空要来考你的。”我在三年级时曾读过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不过那是程老师利用班会课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读了一遍后才借给我看的，而且远没有这本书厚，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书接了过来。这以后的日子，叶老师经常来问我，并要求我将读后感写在周记里，听说我的一篇读书笔记还送到区里作为教改成果展览过。

看完《林海雪原》后，叶老师还选了好几本书让我读。后来又介绍我开始读苏联小说，记得起来的有《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还有一本是讲无脚飞将军的《真正的人》。在叶老师的熏陶下，我从小就开始热爱上了文学。

我被死神撞过几次腰（三）

Sun, 27 Nov 2005 02:03:54 GMT

我曾打油过一首《自嘲》，谓：

南腔北调说话，

东倒西歪走步。

思想形左实右，

行动瞻前顾后。

早年上山下乡，

未老内退外流。

细思乐在其中，

南无阿弥陀佛。

用了13个方位词大概描述了我的一生，其中“东倒西歪走步”说的就是我的第三次历险。死神又一次撞了我的腰。那是1975年的8月1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而就在这一天，我差一点把我的口粮本都上缴了。

那一年8月，河南发生了一次历史上最大的洪灾。也就在同一天，我们那儿也下起了倾盆大雨。这雨对我们江南来的人来说可是司空见惯了，但放在贺兰山上就不得了了――那儿山势险峻植被较少，一时山洪暴发来势汹汹。公路、铁路、电线杆电话线杆、供水管道统统被摧毁了，矿井也被淹没了。我们在地面上抢修了几天公路就转到井下去修复采煤掌子面（工作面）。出事那天是恢复正式采煤的第三天，当时我任采煤班班长，由于在修复掌子面时，头被冒落的顶板碎块砸了一下，脖子转动失灵，落枕了。采区领导不让我休息，所以那几天我下井一般就不干活，分好工检查完安全我就到工作面下面的运输机巷去歇着了。那天很巧，电工、钳工和开溜子（运输机）的都是我们杭州人，四个人就围在一起谈天。那天工作也很顺，一点麻烦也没有，吃过井下餐不久，就陆续有人从工作面下来了。我问了一下工作进度后对两个电钳工说你们俩先下班，我到工作面检查检查后顺回风巷往上走，澡堂见。哪知他俩刚泡到澡塘里，还来不及洗，调度室就有人来询问井下的情况，并告诉他们说井下发生工伤了，是你们班长。他们两人说什么也不相信，刚才还在一起，怎么会呢……

我到工作面上时，煤已採完了，浮煤也扫净了，溜子也已推到煤帮了，支柱工正在打支柱，一切正常。但我发现有一处煤帮留有一个小煤垛，溜子推不直，影响工程质量和观感，要求工人将它刨掉。当我看到那个工人浑身的汗水把工作服都湿透了，毫无怨言使劲刨煤帮时，又有点不忍了，叫他把刨锤给我我来干。就在我接过刨锤开始想干，他刚转身离开时，只觉得有谁在我头顶上按了一下，突然间一块巨石就冒了下来。好在那石头实在太大了，一头担在煤帮，另一头搁在溜子上，飞快的向下滑去。我被压在巨石和煤帮之间的空隙中随着往下滑，求生的本能让我死死的抓住溜子的槽帮，肩窝三角肌被撕裂了，还是没松手。巨石将我像揉面团一样搓了一下顾自滑下去了，包君（这位老兄现在是杭州一家星级宾馆的副老总）趴在我身上将我护送到机巷安全的地方，就让我躺在那块刚冒落下来的巨石上，然后大伙找了块破溜槽板，将我抬出工作面。矿调度室在得到我工伤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运输队全力进行抢救。等我被救上井口，矿务局医院的救护车已等在那里了。井口围着一大圈人，值班矿长、调度室主任和得到消息的杭州老乡都来了，包括那两位刚洗了一半澡，脸上还留有煤泥的电钳工。我一看到这情形，鼻子就开始发酸，在井下我强忍着剧痛没怎么哼哼，这时候却哽咽了，眼眶里也开始湿润了。为了掩饰，我费劲的抬起左手做了个手势，一位老乡马上领会了，点了一支烟给我。见我抽烟了，大伙也就放下心了，医生草草地检查了一下，一挥手，我就被送上救护车送矿务局医院了。

矿务局医院地处山下一条大砂河边，受到的水灾比我矿还严重。我被送到矿务局医院时，医院还未从水灾中恢复过来。X光机房被洪水淹了，几台X光机都用不成了，手术室也被淹得用不成了。大夫无法准确知道我骨折的部位和受伤程度，只能凭着经验进行诊断和治疗，手术是在病房里做的。不过这已不是这次大难不死的范围了，我会在今后的回忆中再详细叙述。

九死一生的历险故事就算讲完了，但愿是真正的完了。感谢诸位网友的鼓励和关怀，这才使我真正体会到，吉人自有天相的相字，原意就是帮助。

我被死神撞过几次腰（二）

Fri, 25 Nov 2005 11:59:57 GMT

我的第二次遇险是在文革大乱时期，我成分高出身差就没有跟着外出闹革命，留在青年队里干活，当时的说法叫“他们抓革命，我们促生产”。我的主要任务是跟勒勒车，那是我们生产队最值钱的生产工具：一挂四套大胶皮轱辘车。首套是匹小黑马，首套要灵，要识道还要听话；中间是骡子老实肯出力；外套的是豹花马，一般外套鞭子容易打到，都套些生马或调皮的马，豹花马只是生性胆小脾气暴躁点罢了，倒是很肯卖力气的。驾辕的是大青马，稳重沉实，能忍辱负重。赶车的车掌柜姓杨，中国人民志愿军复员军人，参加过上甘岭战役，腰上经常别着一个写着“献给最可爱的人――祖国慰问团”字样的搪瓷都快掉完了的杯子。他跟我说，在上甘岭时他人小，就分在坑道里为发报机摇手摇发电机，他告诉过我说他要不是通讯兵，早就死过几回了。

出事那次是我与他去县城拉化肥。从我们县农场青年队到县城要走30多华里，其中20多里路是在惠农渠的堤背上修的路上走的。那是一个初夏的上午，暖洋洋的日头晒得人昏昏欲睡。按惯例，空车由我驾驭，杨掌柜躺在车厢里睡觉。老马识途，不用多管，任它慢慢走去，我也抱着鞭杆打着瞌睡。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大一会儿马突然停步了，我们也都惊醒了。原来附近生产队的农民在渠背上挖了个口子，车过不去了。我赶紧下车小心翼翼地把前面的套折过来，准备从下面绕过去。谁知那个杨掌柜瞌睡未醒还嫌我磨磨蹭蹭一把夺过鞭子就给了豹花马一鞭。豹花马往前一窜，套绳把驾辕的菊花青绊倒了，我也被车辕压倒了，杨掌柜在车上吓愣了。这瞬间的变故把马吓惊了，拖着车飞快地向前跑去，我死死的拉着挂木绳（勒勒车上的刹车装置）被拖着往前。拖了几丈路，胳膊被马踩了一下，我只觉得眼前一黑，手一松一屏气，勒勒车就从我身上飞了过去。我挣扎着站起来，脑中只有一个想法：不能停下来。就像在长跑跑到终点时，体育老师总不让你立即停下来一样，我努力的往前慢跑，只觉得嗓子发干发甜。这时杨掌柜总算把车停住跑了过来搀扶我。不知什么时候，渠对岸干活的人都站到渠背上来了，看着我自己站了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硬汉子，真是条硬汉子”。

我已记不起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是哪一年发表的，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是从那一次而深有体会的。过了一天，朋友陪着我到附近公社卫生所去，大夫对我所说的经历根本不相信，“被勒勒车压了，还能自己走来？”。在我和朋友信誓旦旦的声明下，他说这病他治不了，要到自治区医院去检查，要去拍张片看看。因为我主诉腰疼，给我配了两合大活络丹就打发我俩走了。也不知过了几天，我的事迹在当地的杭州青年中传开了。一位落户在贺兰山脚下的杭州知青，托人给我带来一张纸条――他认识自治区医院放射科的一位大夫，也是南方人，听了我的事深表同情，约我到银川去找他。于是我就老老脸皮到区医院找到那位大夫，老实不客气的站在X光机前。大夫仔仔细细的给我做了全身检查，左转右转，呼气吸气，举手放手，鼓捣了半天才领了我到他的诊疗室，叹了口气对我说：“小伙子，你是幸运的，看来你的骨骼和内脏都看不见明显的受伤痕迹，只是胸廓有点变形，但这对健康是无碍的，有条件最好摄张正侧位证实一下。”真的，经医生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左右两边的肋骨的曲率不一样了，从此我的身体就不成轴对称，一直到现在。

不过没等到过年，最幸运的人称号就被人夺走了——农场一队（青年队是二队）有一青年，凌晨往地里送粪可能在马车上睡着了被颠下车，正好滚到一条沟里。马车过去后脸上还印上了胶皮印子，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你看他的命大不大。

我被死神撞过几次腰（一）

Wed, 23 Nov 2005 12:22:13 GMT

那是在1966年秋天，稻子登场后的农闲时节。邻县青铜峡水库的黄河大坝工地上急需民工支援，我们青年队也接到了任务，队里挑选了十位杭州知青加入到民工队伍，我是其中一员。那时我们已经从杭州上山下乡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插队落户，在黄河边的农田里摸爬滚打锻炼了一年多了。小伙子个个身高体壮，又是被派到国家重点建设工地上去当工人，虽说是临时的但也有一股说不出有多少兴奋和激动。

到了工地我们才发现情形与我们设想的不一样，跟现在的农民工差不多，只能在工地上干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活：大冷天的在野外平整场地，铺设临时铁路，搬运物资等。好在干了一段时间后，上面管理部门看我们这批南方青年干活灵光，还有点文化就指名要我们正式上大坝去干活。

到了大坝上和正式工人一样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活经常变，哪里缺人了我们就顶上去干。管理部门的人员经常跟我们许愿说，像我们这样干，一有招工名额就会给我们转正。

经过几个月转战我们都成了老资格的民工了，也有点名气了很抢手。有次大坝上8号机库浇筑完工需要突击拆模，人手不够用，木工营（相当于木工工段，当时都是军事编制）就把我们借调了过去。那时的施工工艺不像现在那样先进，没有钢管支模架也不用钢模板、层压板、竹胶板等替代品，也谈不上什么脱模油。全是用枕木一般的大方木用扒钉连在一起，壳子板也是3～5cm的松木板，用大铁钉钉在枋子上拼接起来，拆起来很费劲。先要用8磅锤砸松枋子再用撬杠撬掉，然后再拆掉壳子板才算了事。

事故发生的那天是在将要完成任务的最后几天，墙板已全部拆完了，顶上面还有些底模未拆。我正抡锤砸枋木，想把我头顶的一块模板拆下来。好友燕燕见我久攻不下，便提了锤来协助我。不想脚下的跳板承受不了两个人的重量，一下子断裂了，我们两人都没系安全带便一齐失足从八、九米高处落了下来。燕燕坐在我身上，软着陆，还冲着我乐，我却被压的气都喘不过来。带队的老师傅见状吓得脸都白了，看我俩无啥大碍赶紧叫我们提早下班。

回到住处大伙儿又议论起这件事来，有好些细节无法解释：

1、整个机库甚至整个大坝都是钢筋混凝土浇筑起来的，为什么会在我们着落的地方会出现一堆土，那土是从哪来的，干什么用的？

2、拆了几天模，到处是拆下来的木料，木料上遍布张牙舞爪的铁钉，像狼牙棒一样。平时走道都要小小心心，为什么我俩着陆会找着空档，掉下来会毫发无损？

3、在土堆的另一边就是安装水力发电涡轮机的机库，伸手可及边沿，在深不可测的库底可以看见黄河水在欢快地打着漩涡。我的柳条安全帽、被砸断的锤把正在那儿打着转，真悬那！

研究半天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大难不死，必有造化”，我也挺相信，吉人自有天相么。为此我整整苦等了38年，可好像除了下岗还没遇见过什么大的造化。而与我一起做自由落体运动的燕燕，文革中就因为藏了本载有境外无线电台频率表的《无线电》杂志而被诬为收听敌台，遭到无产阶级专政制裁，直到林副统帅折戟温都尔罕才被提前无罪释放。他这一辈子也过的坎坎坷坷，也看不出有什么后福。

看来有些古话是“信来全无是处”的，也许造化可能会有，还需耐心等待，但愿这后福不会是空……

杂感

Wed, 02 Nov 2005 12:52:34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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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首唐诗所想到的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小诗名叫《焚书坑》，是有一位名叫章碣的唐朝诗人在秦始皇的焚书坑遗址旅游时追古思今所发的感慨，明显是反对和讽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政策的。因此在我们读书那时所见到的一般诗词选本大多不收录。我最早读到它还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在我们插队落户的公社里传达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大会上，材料中有这首诗出现。对这首相对来说当时还属很冷僻的小诗，在一个孔夫子从未到过地区的小乡村里出现，情况是可想而知的：没人能解，没人能懂。台上做传达的卡壳了，台下听报告的也发愣了。这时，我的一位已经上调到乡村供销社下伸店里当营业员的学长站了起来，琢字琢句深入浅出的做了解释。这事当时很是轰动，远近传闻。事后，公社学校的校长当了伯乐，千方百计地把他挖了过去，叫他当了中学里的语文老师。那时我还在生产队插队从事农业劳动，听了很感慨。我们都是一起响应党的号召不远千里从杭州来到西北的，都曾在当地县农场青年队里插过队，满腔热情的改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青年队建在黄河滩，是以我们一百多名杭州知识青年为主力，为开垦黄河滩边的荒地同时也为了改造我们而建的。知识青年在当时也算臭老九也被划入臭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我们青年队因臭知识分子成堆而遭解散。那时候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这个以初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为主组成的青年队在当地很突出，又全是从外地大城市来的，成分又高家庭复杂。青年点外围又垒起一道矮矮的土墙，是典型标准的资产阶级土围子。县革委会联合公社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化了很长时间费了好大力气才攻破的。把我们打散后按两人一个生产队在附近人民公社里重新插队落户，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驻我们青年队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此而获得县革命委员会的嘉奖。

时间不长，终于知道没知识也是不行的了。为此感而把这首诗改了几个字以表当时心情：

竹帛烟消体力虚，板凳空坐九年几，

热血已冷思维乱，老王原该不读书。

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也不敢给人看，只默默的记在心理，却总也忘却不掉。

没过几年就遇上拨乱反正，知识又重新开始吃香了。作为一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来说，不过刚完成了义务教育，已真正成为大老粗了。知识青年的称呼再没人叫了。那时我在煤矿里当井下采煤工，为了跟上时代，我努力过，我也争取过，可命运常常跟我开玩笑。我利用工余时间自修了高中数理化，参加了矿务局办的“721”煤矿职工大学的招生考试，还考得不错，名列前茅，学校的老师还来找过我，让我挑专业。可高兴了没几天就泄气了，矿上认为我们这些做为采煤的业务骨干都上了大学，谁来采煤？说什么也不肯放。不管我们怎么吵怎么闹也无用，说是今后有的是机会。但第二年我就过了三十周岁这条就学的生命线，虽然721大学还同意我们再去报考，但我已心灰意懒了。我失去了一次宝贵机会。那位矿长现在还健在，去年她女婿来杭，一起聚会时说他老丈人托他来给我们道个歉。亏那个老头还记得，我们只得苦笑了一下。能怪他吗？时也，命也！

调回南方后，也不是没有机会，但我就是把握不住。那时一个办公室三个人，两个在读电大。领导叫我发扬风格照顾年轻人，日常工作就多干点。一天到晚忙忙碌碌，陪太子读书。就这样一晃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仍是一个无学历无职称无专长的三无人员。在企业改制中又遇一刀切——年过半百的男性在岗人员，统统下岗。天哪，命运又一次跟我开玩笑了，真不知该怎么办。论文，我这辈子就只写过这首打油小诗，大部分还是偷咱老先人的。论武，现已到了不提当年勇的年纪了。还是在插队落户时，那时还有希望，还有憧憬，年纪还轻，仍可以大有作为。现在呢，我已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半老头子了，只能坐等养老金发放的日子早点到来了。好在我井下采煤的工作时间要比我读书时间长的多，得以提前五年退休，领养老金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什么的三无不三无再不会来烦恼我了，不亦乐呼。嘻嘻
2001-07-04 17:16:37

屠龙

Fri, 28 Oct 2005 12:25:35 GMT

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正赶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在宣传，各行各业都在创奇迹夺高产放卫星。我们的校长到北京去参加群英会回来，给我们作报告时说，他们在北京到一个苏联专家老大哥家去做客，专家的子女给他们搬凳子放电视给他们看（那时候电视国内只有北京才有），这些苏联小孩子的普通话说得比这些南方去的教育工作者还要好。苏联小孩能说中国话，中国小孩也要学学苏联话，于是就敢想敢说敢做，决定从小学三年级起开始学俄语。没有师资，就叫老师们晚上学了白天教我们。一个姓张的美术老师学的最好，他写的花体字就象印出来似的，卷舌音也数他最好，就叫他当了专职俄语教师。由于是现学现卖，错误也在所难免，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浊辅音清化和类似于英语的失去爆破（俄语怎样说的忘了）都教错了。报考初中时，“秃厮儿抵不住羊毫笔”的中苏大论战已经展开，报刊上九评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路线的文章已连续发表，中苏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纹，俄语在社会上已开始不吃香了。我们都想改学英语，但我们有小学俄语的基础当然又被分到俄语班。不过中学的俄语教师要正规多了，听说他原来是个大学教师，教授级的，因历史问题当过伪满翻译站的头头，才被降级下放到中学来执教。一口标准的列宁格勒语音，爱把重音拖得长长的，很软很好听。“就相当于汉语里的苏州话”他经常那样解释。

我最后一次正式用俄语是在初中升高中的升学考试上，题很容易。虽然那时我的俄语成绩已在超低空飞行了，还是考得不错。但这并不能挽救我失学的命运，谁让我出生在一个非无产阶级家庭。只得听从党的召唤去了大西北插队落户，开始了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涯。
在农村里，也用过一次俄语。那是在备战备荒反修防修的时候，县武装部派了一个教官来教我们说什么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举起手来跟我走等等军事用语。有趣的是好多用语在我们当年学命令式时都当例句学过，举起手来还是天天用到的课堂用语，不过被译成请举手罢了。在这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人民公社里，我们的水平当然是鹤立鸡群了，连教官都自叹不如。

相传古时有个人出外去学了个屠龙的手艺回来，手艺是高，但总也碰不到龙，再高的手艺也无用。俄语是我的第一个屠龙之术。

我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农村，那时才十七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从祖国东南沿海的都市里来到西北高原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从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公子哥儿般生活到一切要靠自己创造的知识青年日子，改变得那么突然，反差显得太大了。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都是那么陌生。虽然那时生活很艰辛很枯糙很乏味，还时不时的要想家，但为了扎根为了生活为了立足，我们努力地去学习各种农活和生活常识。我在黄河滩上放过马，也在黄河边上挖过渠扶过犁，播种灌溉收割什么农活都干过。凭着我的年轻，凭着我运动员般的身体，凭着我的聪明好学，没多久就成了干农活得一把好手，被评为可以拿到最高工分的全劳力。

那时有个电影叫青松岭，很是叫座。记得为了突出阶级斗争又重新拍摄了一次。在北方农村，赶马车（勒勒车）是最高的技术活，车夫倍受人们看重和尊敬。队里有几挂车，拴几套的，牲口齐整吗，成了一个生产队的招牌、名片、广告。车夫们在路过人多热闹的地方，喜欢把鞭子抡得圆圆的，啪啪的甩得山响——这没一点技术可不敢，稍不留神就会挂到自己或别人身上。我那时在黄河边牧马，条件很好，就拴了一根长鞭天天练，练的胳膊都肿了。渐渐地练得会打出声来了，时间长了也可指哪打哪了。一天套车时有只骡子不听话，我气得一鞭子下去，骡子耳朵豁开一条口子。生产队长与饲养员老赵把我象斗阶级敌人那样臭骂了一顿。牲口是生产队里最值钱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力，远比普通老百姓地位高。不过贫下中农对我没一棍子打死，最后还是看我鞭子过硬，叫我跟了勒勒车。那可是好不容易能干上的。

如果我能一直把马车赶下去，肯定是个好把式了。虽然当个车夫也很苦，要完全按照牲口的作息时间进行劳作，吃饭要等料喂完了才能吃，但总比在田版里干活强，自由潇洒还经常可以到城市里去见识见识。可遗憾的是我没赶了几年马车却扔下鞭子去当了采煤工。

要知道当个知识青年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有一年，我全年不缺勤挣了四千多工分，在队里全劳力中也算是高分了，可年终分红时除了实物，所有现金分到手得只有70多元。当然这是生产队里人均户均最高的了，而且我们队在当地还算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可这70元怎么用呢？回趟家光单程火车票就要42.50元。还有平时的开销，农民家养有母鸡，可以用鸡蛋来换取油盐酱醋。而我们过得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光棍生活，能保证每顿饭可以把自己肚子填饱已算很不错了。所以一心想去当工人，不仅图它的月月有个麦子黄（指工资），而且可以上食堂吃饭，那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呀。可当工人也不容易，各地的工厂和单位里都在停产闹革命，谁还会来招工。只有那些大三线的保密工厂不时地来招工。我们这批人都是因为成份不好而失去升学机会的，那些带番号的工厂要求的是成份可靠历史清白的人，只能看着贫下中农的子女应招而去。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都过了25岁，再当学徒工是不行了，只有煤矿里招井下工时年龄放得宽点，于是我们就一窝蜂地涌到煤矿去当了井下采煤工——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到了煤矿，到了井下，什么都不一样了，又要从头学起。这几年来学会的农活，什么的刮风扬场，下雨掏墙，什么的长鞭哎那个一甩唉啪啪地响哎又都成了屠龙术了。再好的手艺在井下也无处施展。

接受过贫下中农8年的再教育，经受了农村8年的风风雨雨，摸爬滚打，我们早已被陶冶得脱胎换骨了。井下作业的艰苦和危险，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那回事了，没过多长时间就一个个成了业务骨干。矿上的人对我们这群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娃娃不得不刮目相待。在毛主席可以从工人中提拔技术人员的最高指示发表后不久，我就当上了代理采煤技术员。这是我一生中获取的最高技术职务，遗憾的不是正式的而是代理，那时评定技术职称被暂时冻结了。我要能继续干下去，一解冻就可评为助理工程师。我那时才三十几岁，还年轻，如能再努力一把，可能现在就是个采煤工程师了。可是我在这节骨眼上调回老家了，回到了那个有名的缺煤大省。几年苦心钻研的长壁后退炮采机运冒落式采煤法，积累的采煤工作面三大规程的编制经验都用不上了，统统被我遗忘在煤矿老塘里了。

回到家乡被分到一个县办国有工厂里当秘书。为了干好这个新的工作我不断地到新华书店、图书馆，到处去找有关应用文写作和办公室管理诸类书籍。想象不到一个小小的县办企业会有这么多文字工作，我整天被16k公文纸包围了，收文发文汇报总结，忙得不亦乐乎。我的同事们都是那段时间学的电大课程，而我没那条件，不仅是忙还经常要出差――我是跑过码头的，凡是路远时间长的都派我去。连高中补课也因到课率不够而没通过。忙虽然忙但心情舒畅，多少厂里还把你当个人才来看待。如果我能一直把这文秘工作干下去，到头来有可能评个政工师干干，可惜我又为了住房而改行了，到行政科管总务。我的一位学长知道这事后大为不满，认为我胸无大志，整天与鸡零狗碎的杂事打交道能会有什么出息和前途，还谈得上什么理想情操世界观。但是女儿渐渐大了，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斗室实在容纳不了一个三口之家了。行政科缺人，就以住房为条件引诱我去那儿，我只能面对现实，先解决了住房再说。而且我从小就受雷锋思想的熏陶，一贯以雷锋为行动的楷模，要学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儿都会闪闪发亮。

行政科下设水电维修组，配一个电工一个管工。电工不懂水管工不懂电，而我当科长竞连怎么当科长也不懂，经常给他们去当下手。时间长了倒也偷回来点拳头，成了只三脚猫。水也懂一点电也懂一点，阴错阳差没想到倒学了一门谋生的手艺。下岗后就凭这混饭吃――给人家新房配水电。由于我收费低廉，干活规范，代为设计还附一张竣工图，不时有人来找我干。但我只是个装修游击队，没有上岗证没有电工证没有上网证，什么派司都没有。那时我在单位里属于行政管理干部，那些工人考的证不让我们去考，要考人家考的出我会考不出吗？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果不其然，到了企业改制的时候，我因为无学历无职称无技术专长又年龄偏大，又爱摆资格提意见不出所料被划入下岗精简对象。企业领导为了保持企业零下岗率，没让我们下岗叫我们分流。我到现在还搞不清这两者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我那时的称呼多的吓人，什么富余人员内部分流内退待岗等等，一直到终止合同买断工龄才有了正式称呼――失业人员。开始以领取社会失业救济金为生。

回首我的一生，就像熊瞎子掰玉米，手艺本领学一样扔一样，到头来都成了屠龙之术，一样可赖以糊口的技术都没有。想想只有文秘工作应该说通用性较大，还可以据此发挥点余热。但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自从有了电脑的加入，办公方式已完全彻底的改变了。什么前朝后代的事，电脑一点全都有了。再用不着活档案活字典式的经验型老秘书，而代之以年轻有知识会电脑的公关型的女秘书。什么的上行文下发文，总结汇报请示通告，什么的应用文写作办公室管理等等都一样成了屠龙之术。
我搞不清这是因为是我的过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只能责怪命运老是跟我开玩笑。在万般无奈之下只有提前开始写我的回忆录。这是第一篇，希望你能看完，谢谢！
2003年9月18日星期四完成

自嘲

Thu, 27 Oct 2005 04:06:43 GMT

南腔北调说话，

东倒西歪挪步。

思想形左实右，

行动瞻前顾后。

早年上山下乡，

未老内退外流。

细思乐在其中，

南无阿弥陀佛。

南腔北调1965年始；是年余随杭州市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青年到宁夏，至永宁县农场青年队插队落户。为更好地与贫下中农结合，努力学习当地方言，操一口地道的西北土话，却始终忘不了从小学得的杭州话。东倒西歪1975年起；那年在井下采煤时，被巨石砸伤右膝。从此后走路就南北行而东西歪了。形左实右实为时势所逼迫，瞻前顾后系受家传之影响。上山下乡、内退外流不过是碰巧遇到紧跟了潮流而已。

用了13个方位词大概描述了我的一生。最后一句的南无的南为梵语音译，念na非方位词也。顺记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作

我的网名

Wed, 26 Oct 2005 04:42:19 GMT

古朱者半枯株也，这是我用得最多的网名，自一开始上网就用它，这名字说起来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当然开始取名的时候是想当笔名用的。可想好笔名后一直放下锹把就拿锤把，尽干的体力活几乎与笔绝缘了，所以一直未使用。现在拿来当网名，令其起死回生。也算是废物利用，使其物尽其用吧。说起这个名字的来历和含义，倒还有一段令我不能忘怀的经历。
那是在1975年，我在西北一个大型煤矿里的井下当采煤工。就在准备庆祝我们下乡支农支边十周年的前夕，我不幸工伤了。井下顶板冒落的一块巨石把我砸倒在采煤工作面上，求生的本能使我紧紧地拉住工作面运输机的边槽。巨石滑下去了，工友和老乡们把我救了上来，救护车就在井口等着我。我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月。诊断为右肩肌肉撕裂，加压绑扎；右膝关节囊内骨折，石膏外固定。我躺在病床上，右半边被捆绑的一动不能动。左手一天要挂8个小时的点滴，只剩下左脚还能动弹却连个苍蝇也赶不了。当时我很颓废，感到前途很渺茫，对康复完全失去了信心。更没想到的是肩和腿的疼痛掩盖了腰部的伤势，等我睡了一个月的钢丝床回到矿上，腰肌劳损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那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整天价的坐立不安。好在我那些胜似兄弟的老乡，那批一起插队落户，一起下井采煤的弟兄，他们不断来看望我安慰我，陪我聊天。给我端茶送饭，给我洗涮打扫，给我拔火罐给我做按摩，给我增添了站起来的信心。养伤养了四五个月，那个时候，没象现在有电脑有英特网，连电视都没有。广播有，半导体也有，但除了语录歌、八个样板戏就是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而且不能听得太晚，以免被人以为你有收听敌台的嫌疑。报纸是“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时代，也只能看看天气预报而已。能找得到的书也少得可怜，我躺在病床上，只能看看毛泽东著作里的注解、毛泽东诗词解释和鲁迅杂文家书选等有限的几本书。有一天突发灵感，我现在半边身子已动弹不了了，脑子还没废，以后可以想办法动动笔杆，于是就用鲁迅把半租界说成是且界亭的手法，取毛主席诗词“枯株朽木齐努力”的意境取了这个笔名，意思是半枯株也。
对着古朱的含义，我又联想开了：我其实读书时的成绩并不算太差，读完了初中升不了高中主要是因为成份高出身差，根子不红系黑五类子弟。学校里查了我祖宗三代，我家都是地主成份。不知为什么不多查几代，听父辈说我家就是从祖宗三代上开始发起来当了地主的。其实我祖上也是贫下中农。如果查到原始社会那就都一样了，根本没什么剥削和被剥削之分。远古可能是没有黑五类的，大家一样红。这是这个笔名的更深一层意思。
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不容易理解这些情况的，这包括我自己的女儿。但我还是把它记下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最后猜个谜语：疲软的巧克力（秋千格）。猜得出吗？这是拿我的笔名开开玩笑。
（巧克力是外语音译，日本译作朱古力；疲软者乏力也得朱古。秋千格即古朱也）
二○○三年八月七日作

也谈那一年

Tue, 25 Oct 2005 03:41:32 GMT

网上看到木子先生（hzlzm）的《我的那一年夏天》，感慨万千。他与我是乘同一列火车去的宁夏。虽然我们不是一个学堂的，但是遭遇到的却何等相似。有些事经他一提，好像就在眼前。快四十年了，总也忘不了。思绪起伏难以入眠，天太热空调噪声太大，干脆起床打开电脑来个狗尾续貂——接着写秋天的故事。

那一年我十七岁，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在火车上过的中秋，到达银川的那天正好是我的农历生日。按现在的说法，我要整整过一年才能够算成人过成人节，才能自主自己的事。

那一年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但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学校开展了“挖阶级烙印”的政治运动，我是一个地主子弟，又不好好悔改，每学期的品德评语只能是丙等，政治也最多得3分。按规定品德丙等的应该算试读生，升学的事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早就做好了下农村的准备，就是没像其他同学那样写决心书保证书之类的。班里就我没写，我还是班里唯一没写入团申请书的人——我很明白，前者不写也得去，后者写了也没用，干脆就什么也不写。路近的农村我是不想去的，我们在初三时到杭州近郊的农村去支援秋收，与那里的知识青年有过交往，插队离家近最大的不便是贫下中农会把知青家里当作进城时的落脚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家长们还谁也不敢怠慢，生怕到时在农村的子女吃亏，可家里又没有接待站招待所的功能，叫苦不迭。当时我家里很穷，我想给家里减轻些负担，离家远点少个吃口家里可能会好点。我是那样想的，于是就报名去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是到报名截止那一天才去报名的。班主任老师好像早就知道我一定会来报名似的，拿张表格让我填了就告诉我，我们被分配到县农场。他还告诉我要保密，因为其他学校都是插队到人民公社里去的，只有我们去农场。只能在迁户口时才能与派出所的民警讲。当时听了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虽然是被逼无奈，但我们当时都是热血青年。都想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都想到一个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自己，锻炼自己，苦乏其身。使自己能脱胎换骨而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的人还虔诚得象一个中世纪的清教徒，想用自己的受苦受累来洗刷前辈们的政治污点。现在看起来有些可笑，但那是真的，那时我们年纪都还小。

在富阳的外婆听说我要远行了，捉了一只北京鸭踮了一双小脚赶来给我送行。我是他唯一的外孙。

班上一个女同学送了我一本《雷锋日记》，扉页上赠言的署名是“学雷”。那时我还小，情窦未开，没什么多余的想法，只是郑重地在她的赠言下面写上了“象雷锋那样死去，不是真正的死去；象雷锋那样活者，才是真正的活着。”这本书成了以后在青年队里我经常翻阅的书。

在乡下的姐姐赶到杭州给我送了一只肥皂盒，赛璐珞的很是漂亮。另外还有一条全新的印花床单，这给我们宿舍增加了亮色－－公家发的被子褥子全是白色的，宿舍像个医院病房。我姐姐也是下乡支农的，那时在小学里当代课老师，一月工资将近二十元。

父亲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坐在那里喝了好长时间的酒，我陪在一边他没多说话。很久才拿出一本硬皮日记本送我。那是他大跃进时的奖品。可想而知，象我父亲那样的成分是不容易获奖的，那是他所在的小组被评上先进小组的奖品，已珍藏了好几年了。父亲在日记本里写了很多诸如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之类的话，这使我感到惊讶，他原来好像从来不与我说起过此类话语。

妹妹在送我走时首先哭了。我真浑，我在家时独子王孙，专以欺负妹妹为乐。一点不考虑兄妹感情。

母亲在我将要出门时突然想起什么，跑到街拐角处的一个炒货摊去赊了一块钱的椒盐花生米，她说坐火车要好几天，这可以在火车上吃的。

就这样，随着火车一响，把我们过早地推上了人生，推上了社会。那年我才十七岁。我当然不是最小的，我们队有一个属虎，比我还小两岁——可惜她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愿她的灵魂在天堂里得到安息，阿门。
记于2003年盛夏
转自《通桥人民公社社员》http://moweng.chinam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