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枯株文稿: 农场生活

侉子

Mon, 22 Oct 2007 09:01:49 GMT

“南蛮子，北侉子”，按理说，我们从南方的杭州来到宁夏，应该称我们为杭州蛮子才合道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宁夏，我们却都被称为杭州侉子。我们一千来人散布在永宁县东起黄河边西至贺兰山的5个公社百来个生产队，好像事先有了约定似的，不管到哪个窝窝子，当地人总是称我们为杭州侉子。

这是一个含有严重排外情绪的称呼，是对我们的不恭不敬，是个蔑称。想起那些不大不小的嘎子，精着个勾子，撵着我们喊道 “杭州侉侉，吃鸡只吃爪爪”时，听着是多么的挠心！

时间长了，听得耳朵起老茧了，就像熟视无睹一样，我们也听疲了，不当回事了，也就无所谓了——盾白儿当作补食吃起来，我们自己相互间也称呼起侉子来了。

侉子有侉子的语言，杭州话里掺杂着宁夏方言。或者说，把宁夏的方言、谚语，用杭州话的腔调来交谈说话：“咋话了”、“好着哩”……

侉子养的狗，从来不咬侉子，不管识得还是不识得。

只要你是侉子，不管走到哪个知青点，都会有人管饭管住宿。

就是出门在外，在银川，在养和，还是在回家探亲的途中，只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打招呼：“侉子？”，马上就会亲密无间。

四十几年过去了，这侉子情结还是没有些须的减弱，你看，赶时髦弄了个群聊，取了个名字还是用的侉子群！

宁夏话爱把状态说成“气”，美气、洋气等等的，于是侉子间就有了5气，洋气、土气、悬气、窝囊气、书生气。谁是始作俑者，找不到了，论来应该是集体创作的吧！

我们赶上了！赶上了信息时代。当年在黄河边，在贺兰山下，勾子撅的比头高的艰苦劳作时，何曾想到老了会摆弄起电脑来？

侉子朋友们！让我们珍惜这个机遇，上网来聊聊，海阔天空古往今来前生后世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都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无话不谈！

感谢浙江知青网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交流平台http://www.zjzq.com.cn/bbs/index.asp?boardid=47&page=1，朋友们，不要让他冷落呀！

记一次聚会

Wed, 12 Sep 2007 01:08:22 GMT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40年前我们很喜欢唱。

42年了！1965年的9月7日，一挂杭州至银川的专列拉着我们，开始了我们上山下乡的路程。

2007年的9月7日，西子湖畔的柳浪闻莺，聚集了当年支援宁夏农村建设，在永宁县农场插队落户，后来又分到通桥人民公社插队的杭州知青。

从刚过和还没轮到过成人标准的一伙小年青，变成了一个个花甲老人，时间的刻刀，无情地在每人的脸上刻下了条条印记。但是，聚到一起，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回到了青年队，回到了黄河之滨！

我一走进聚会所在的闻莺馆，双手就被我们小队长紧紧握住了。不敢认了，留在我心目中的她应该还要漂亮还要年轻！我们七小队高中生多，而且他们都是杭四中的同班同学，初中生里就我调皮点不懂事点，那时的我可没叫这几位大姐少操心。以至于成老头了，见了她们还是怀着敬畏之心——60岁的小弟弟，她们现在是那样称呼我了。

一小队的队长也在边上，凑过来瞪大眼睛大声的问我：“你在博客上怎么称呼我了”，那个泼辣劲一点不减青年队时。我曾在一张一小队的老照片的回忆里有那么一段话：“结果一小队的小队长嫁给了我们七小队的狗哥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成了我们的狗嫂嫂。哈哈哈！”，心里有点发虚，不敢正面回答。正好当年我们青年队的大队长走了过来，我趁机转身与大队长握手问好寒暄。我在青年队原与他住一个宿舍，我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的学长指的就是他。记得在学校里开完欢送会，我的班主任拉着我找到原先也是他学生的他，指着我说：“别看他个儿大，还是个伢儿，到宁夏要好好照顾”。老师的嘱咐，牢记心上，不敢半点怠慢，到了青年队就把我安排与他同队同屋。

漫谈中回忆起了青年队遭劫的那次，面对着戴着藤条帽盔手执梭镖棍棒的造反派打手，当时已被打倒在地的当权派的他，勇敢地挺身而出：“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一顿义正词严的抗议，唬得那些造反派都不敢轻举妄动。那天我正在永清沟畔的饲养房里帮着老赵铡草，情急之下，我拔掉插销提了把铡刀站在桥头。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像电影《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没人敢向桥头冲过来。

说笑中，我也坦陈：青年队是个新建队，什么都是新的。那是把新铡刀，挺沉，根本舞不起来。我站在那里也下脚发虚，好在那气势把他们镇住了，要真往桥头冲，那可是个累赘。

那天参加聚会的有67个老知青，大家分堆儿坐着喝茶忆旧。难得一聚，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家在一个大锅里搅了多年的勺子，一别几十年，这话一时能说得完吗？难得一见的炊事班长也到了，大家都围着他问长问短，我都没办法挤到跟前去。

围着炊事班长的基本上是一小队的人，他们都是杭二中的同班同学，好像记得他们班是到宁夏插队落户人数最多的，直把聚会开成了同学会，哈哈！

我们班在青年队有6个同学，这天来了4个——一个留在了永宁，一个在北京工作。6个人中，我们3个男生是从小学就是同班同学。

一小队的小队长正兴高采烈的在叙说聚会通知时的事：电话打过去，当事人不在，接电话的搞不清关系，她说，你告诉他，我就是插队落户时的领导。一回头看我也在听客堆里，一把拉住我不放：“叫我一声！你在博客里怎么称呼我，现在就怎么叫，我要听你亲口叫一声”。我吓得有点支支吾吾唯唯诺诺起来，一边傻傻地陪着笑脸，一边喃喃的说：“没错吧，没错吧”。见我一股狼狈相，她放开我，向旁边的朋友介绍说：“他的博客写得很好，很有生活气息。经他一提，会想起青年队的生活来，有些当时淡忘了”。

狗哥哥的性格与他相反，我听说他退休前是一个学校网的监管，就找到他想请他到浙江知青网当技术顾问。不出所料，他一口答应！“知青的事么，应该效劳”。然后就问起我网站的配置格式来，都是些技术术语，问得我一头雾水。

狗哥哥也是我们七小队的，是个大能人，他是我最佩服的。那组老照片里，给人理发的就是他。我的脑袋，从农场搬到矿山，都是交给他修理的。他主攻三弦，二胡在青年队也可排上第二把交椅，口琴吹的棒极了，我们小队排练节目，都是他的事。叫狗哥哥是因为他属狗，小学里有篇课文：“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住我，跑过小山坡！马上就要进他的屋”。我调皮，那时见了他经常当调子唱。

狗哥哥的动手能力很强，生产队里的小车，坏了都是他修的。也没拜过师傅，无师自通。后来我们同时到了煤矿，在一个采区里当采煤工。后来我调到矿子弟学校当数学老师，接得是他的班。我去听他的课，想不通他怎么能够把45分钟安排的那么好，下了课去问他，他笑了，他告诉我主要是通过课堂作业来调节的。

写得够长了，也迟了，“三星都晌午了”！该停笔了！不好意思的是，通篇写到的大都是我们七小队的人和事。

就嘎！

两位小队长，左边那位是我的顶头上司7小队队长，大眼睛的是一小队的。刚进来的那位官更大，是青年队的大队长，我们同一个寝室的。

当过青年队的炊事班长，伙头军子，多年未见了，一直在宁夏。

聚会成了同学会了，这是杭二中65届一个高中班的同学

场上

Thu, 06 Sep 2007 03:32:31 GMT

北方地区哪个生产队都会有个社场，用于庄稼收割后的再加工和临时储存翻晒等等功能，它不像南方那种晒谷场小小的一点，很大，有好几亩地。收获季节那里会热闹的像过节，平常时间冷冷清清，也就堆点柴草，只是在放露天电影时才会热闹一阵。

我们到青年队后不久，就遇到宁夏的秋收，几个老农一合计，把青年点门口的那块地割去稻子，套上几副石磙碾了又碾，直到把地压硬了压得不起土了，铲掉地上的稻根，把它作为我们县农场青年队的社场子。

稻子上场后一直到开冬，我们的劳动场所基本上就在场上。收获的季节是喜悦的，场上的活相对而言比在大田要轻松得多。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那金灿灿的稻谷；我们第一次经历北方的收获，打场、扬场。眼见着一捆捆的稻子成了一袋袋的粮食，我们喜悦、欢欣、激动，会暂时的忘却远离亲人思乡的痛苦、田野劳作难忍的艰苦。虽还是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繁重的体力劳动，虽还是那不变的粗茶淡饭难以果腹，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场上的劳动，还是那么快乐还是那么充满欢声笑语……

西北少雨水，庄稼割倒后就搁在田里晾着，待整个庄稼割得差不离了，才回过头来将割倒的庄稼捆成捆。于是马车、牛车、毛驴车、拖拉机，各色各样的运输工具全部出动，把散落在各个田块里的庄稼运回到场上，堆成垛。庄稼全部上场后，选个日子消消停停地开始打场。

打场先要拆垛，然后将稻捆解散在场子中央圈成一个大大的O字，套上戴了口罩的牛、马、骡子，拉上几挂石磙子，在那个O字圈上反复的碾压，其他劳力拿叉义将压过的稻子抖松，以便再次碾压，直到稻子全部脱粒。

拉牲口的人，顺着那个O字，转圈走着那走不完的路。寂寞而枯燥，时不时会扯起嗓子吼几声秦腔眉户唱几首花儿。我们不会那些，也不喜欢那些，我们哼的是二胡和笛子的独奏曲——青年队里学二胡学笛子的人多，那些独奏曲耳熟能详，谁都能哼上几句。

场上使用的工具（其实应该说是农具）也是专门的，就说叉义，就有两股叉三股叉四股叉等，各有各的用处。还有像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有大小刮板，有幌叉有木锨有扫帚……。场上的扫帚是少不来的，北方缺少竹梢，宁夏用的扫帚别有特色，是用当地产的芨芨草制作的——用一个不大的铁箍把一个柳木把和芨芨草紧紧地箍在一起，外形就像一把放大了的有柄的马桶筅帚。

经过多次碾压，谷物大部分脱落，就要开始收场。用两股叉反复抖动，将稻草和粮食彻底分开，再用九齿耙将稻草收拢捆好，运场边码垛，场上剩下来的就是当年的收获了。用大小刮板把场上的粮食集中一堆，用扫帚将场上扫干净，接下去的工序就是扬场。

扬场就是利用自然风对谷物进行风选分级，这也是北方特有的，在南方一般是利用风车进行谷物风选分级的。扬场是个技术活，一般生产队有专门老农负责。青年队是个新建队，队里老农少，都由我们青年自己在干中学，我被分去扬场。扬场这活，看似容易：用木锨将粮食可劲儿往上抛就行，其实有许多讲究。扬出去的粮食要发散，不能成团，这样才能扩大受风面积，便于谷物根据饱满不同而比重不同进行风选。还要根据风力大小调整扬谷物时的力度和角度：风大了扬低点，风小了扬高点，风停了还得不时的“嘘、嘘”的唤风。拿扫把打秕谷的也是个技术活，也有专人负责。用一个麻袋对角折拢披在身上当披风，扫把要使得不轻不重，正好把秕稻子扫掉而壮稻子留下来。等扬完场，秕稻子壮稻子泾渭分明，稍划拉几扫帚，就可分开装包进仓。

那么多知青集中在场上劳动，那热闹劲是可想而知的。都是第一次打场，都充满了新奇感，都想创造些新发明来。洋相百出，天天有笑话。

拆垛是个麻烦事，垛顶上站不了几个人，青年队人多，窝工。找了根锹把粗细的大绳，把垛拦腰一围，几十个人两边一拉，快多了！有一天拆到垛底子了，那次绳子围得也多了点，大伙儿铆足了劲没动弹。都学过物理，知道，这时候需要克服静摩擦力，稍微一松动就省力了。不知是谁哼起了调子，调子很熟也很合这活的拍子，大家伙儿合着拍子一使劲，“啪”绳断了，场上齐崭崭的坐下两排人，墩的屁股生疼。大家站起来，拍拍尘土，揉揉屁股，相视而笑：“都是那首调子不好！”。什么调子，研究半天想起来了，那是一首内蒙民歌改编的二胡独奏曲《拉骆驼》。

场上收起的稻草，还得捆起来码垛，用作冬天牛羊和大牲口过冬的饲草。稻草垛与稻垛一样，底角是长方形的，稻子重，垛堆不高，稻草轻，都想把它堆高点。两个相邻不远的稻草垛，底盘正好成了个正方形，不知谁出得主意，把这两个垛拼成一个，堆出个金字塔来。这一天，食堂里的钟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反常的是原来那些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的男生，没人去吃饭，全围在了场上，十几个大小伙子，用三级幌叉一级级传递，在月光下完成了这惊世之作。

田里庄稼一收起，田里的田鼠也跟着到了场上。拆垛时经常会发现一窝窝的田鼠，很肥，很大。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也不知打坏了多少叉义。老贫农杨伏山急得直喊：不能打，要横着扫！真灵，那天一下子消灭了好几只大老鼠，真的，比猫还大。二小队的女队长胆儿大，剥下老鼠皮准备冬天缝手套。刘大把那几只老鼠洗净剁成骨牌丁儿，找了点辣椒炒了，一只7吋搪瓷缸盛了满满一缸子。杭州人是不吃老鼠肉的，看了都恶心，反胃，几个调皮鬼端着那缸子，手提皮鞭，一家一家的敲男生宿舍的门，一定得尝尝！我就在那一次尝过老鼠肉，说实话这肉细细的，也好吃，但是一想到那老鼠模样，还是难以下咽。从那以后就再不敢碰那玩意儿了。

以上介绍的是秋场打稻子的情形，夏场打麦子，由于麦子较稻子难以脱粒，尤其我们当年栽种的阿尔巴尼亚引进的阿勃小麦，麦粒不容易掉，因此在铺场和压场时另有许多讲究。再有麦秆光滑，摩擦系数较稻草小，所以在捆个、装车、码垛时也另有一套工艺流程规范要求。另外还有豆类、糜子、谷子等杂粮的收获，一是量较小，再与主粮的操作及相类是，考虑到看此文的诸君子，不会再去体验和实践，因此压下不表。

转瞬40多年了！前几天接到一个通知，9月7日要去参加一个“纪念我们四十二年前的成人仪式”的聚会，1965年的9月7日，我们告别故乡踏上赴宁专列的。写下此文以作纪念。

煤油灯

Thu, 12 Jul 2007 09:21:19 GMT

我快要离开杭州到宁夏插队落户去的那几天，有天母亲下班回来问我：“听人说你们去的黄河边的农场里还没有电？”我回答说“听老师说是这样的”。母亲喃喃地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还与那人争辩了呢，一个农场怎么会没电呢？”。母亲爱看书也爱看电影，她对农场的概念大概还停留在电影和书刊杂志上介绍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形象上了，那应该是到处拖拉机康拜因，人人穿着大花布的衬衣和布拉吉，怎么会没电呢，不可设想！我们那时也不明白，只是受到的教育，听到的宣传都是“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虽然一点儿不知道什么叫艰苦，但还是摆出不怕千难万苦的英雄架势。我不失时机的缠着母亲陪我到解放路百货商店去选购了一只塑料防水手电筒。1965年，塑料还不普及，还是电木、赛璐珞的时代，有了这支手电，也使我在青年队里骄傲了一阵。按小品里的话说，这是我的第一件家电。

两辆大客车在黄土高原上的马车道摇晃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送到了永宁县农场青年队。几排整齐的青年点宿舍，有门有窗，窗上还钉着窗纱，看上去不比学校的宿舍差多少。推开门看，白灰掏的内墙，一铺大炕以及连着炕的火炉，占去了大部分室内面积。靠窗放着一张小小的拆桌，那种后来被称作知青桌，几乎在浙江各地知青点都可以见得到的那种。每人一张方凳，那种简易的骨牌凳，女生宿舍还多一个马桶。这几样都是随我们一道乘专列来的，宁夏农村只有矮矮的炕桌，没有凳子，马桶更不要说了。桌子上摆着一只高脚煤油灯和一盒火柴，除此以外就再没其它任何家具摆设。

那高脚煤油灯又叫美孚灯，读书时没见到过实物，为什么叫美孚灯，也搞不清楚，不像现在有不懂就可上Google，上百度，不怕你们笑话，这个问题一直等到看了批判电影《创业》以后才搞明白。网名为独立独行的羊先生这段叙述是正解，引用一下：“刚引进煤油时促销很困难，说煤油臭，很少有人买，我祖父买了几百笺美孚灯加满油免费试用，后来才打开局面”。那时用的煤油都是美孚公司的，这个办法也是美孚公司为打开国际市场而惯用伎俩。

我们用的美孚灯当然都是国产的，不过结构样式都没怎么改变。上下分三截，底下是装煤油的玻璃灯座，中间是铁皮制的灯托，里面装有一个灯头，灯头里装有一个棘轮和一个小手柄，可以调节灯芯高低，控制灯光的明暗，灯芯是宽宽扁扁的棉织品，也是要专门去买的。最上面的就是灯罩，薄薄的玻璃制品，上口小下口大中间膨起，时间用久了容易被熏黑，需要经常擦拭。这是个易碎品，擦拭时需要特别小心侍候，先用废纸擦去附在灯罩上的炭黑，再向里面哈汽，仔细擦拭干净。由于灯罩上下口的口径仅能容2~3个指头伸入，而最容易积黑的地方也就是那个两面都够不着的地方，很气人，稍不留神，就会弄破灯罩。早先，灯罩在供销社可以买到，0.30元一只，用稻草帘垫着用草绳串成一串串的，后来就见不着了。

这种煤油灯的设计还算科学的，有充足的氧气供应，燃烧充分，发出的光作为局部照明，也是够用的。我们在灯下学毛选，读雷锋日记，也可以缝补衣袜做点针线活，灯光映出我们的身影在墙上，好像是皮影、幻灯。用煤油灯最讨厌的是当我们都在炕上睡定后，发现灯忘了吹灭了，没法给煤油灯也装上拉线开关。

记不起来到底是杭州市团委还是杭州总工会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送了我们青年队一架幻灯机。考虑到我们缺少电源，这个幻灯机是用汽灯作光源的。幻灯没放过几次，但那汽灯我们经常用，那时我们经常组织联欢，那汽灯一点着，明晃晃的，站在三队也可以看见。这时贫下中农就会说：“青年们又在演剧了”，各队的人都会结伴涌到青年队来，看我们自娱自乐。

这个汽灯，青年队里只有黄天增一人能把它点亮。黄天增是个印尼华侨，喜欢打羽毛球，早年在国外时晚上打球就用汽灯照明。汽灯又叫汽油灯，但是用的不是汽油还是煤油。点灯时先要给灯的油罐打气，再预热使煤油变成油蒸汽，燃烧后喷射到一个用钍盐浸透过的纱罩上，这纱罩温度升高达到白炽,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

汽灯最大的缺点是要经常加气，往往在紧要关头因为油罐气压下降，灯的照度也会下降。这时就要赶紧打气，因此那时也有人把它叫做气煞灯。文革动乱后，我们也不搞联欢了，汽灯纱罩易坏，那时也买不到没人关心去买了，这只汽灯也就不知去向了。

同样，煤油灯的灯罩和灯芯也保证不了供应了。照明还是需要，于是发明了用一只墨水瓶，瓶口上安放牙膏壳的顶端一圈，在牙膏壳的嘴里塞点布条，也很灵。灯光没有美孚灯亮，燃烧没有美孚灯完全，因此有时在灯下写封信，第二天会发现鼻子全黑了，吐痰也是黑的。人老话多，树老根多，老羊的一句擦灯罩，竟引出我的那么一长篇回忆。我与小羊说，年纪大了，联想工夫就好了，你看是不是！

项公

Thu, 18 Jan 2007 13:35:56 GMT

我们青年队的杭州知青分了7个小队：杭二中毕业的组成了1~3小队，以杭四中毕业的为主的分到了4~7小队。有个杭二中的初中毕业生跑到我们这儿来吹鳃儿说：“你们四中人多，可人才不多，我们杭二中有两大才子！”。

所谓两大才子，一个就是甲子，我们都认识：那时青年点墙上大标语、黑板报都是他负责的。人瘦瘦高高的，戴着个白框眼镜。另一位与他很相似，也是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也戴着白框眼镜，经常会将他们两人搞混。我们根据平面几何上相似三角形的命名方法，把他叫做甲子一撇。

一天我们收工回到青年点，听说杭二中有个男生脚被锹扎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就是那个出黑板报的”。其实，那次脚扎伤的是甲子一撇。

这就是项公！我们常说，县农场的杭州知青被冠以书生气一说，主要是因为项公的形象所致。

说到鹤泉湖睡地铺，我又想起了个细节：那时候狗哥哥正与狗嫂嫂热恋，经常有流传在女生中的小道消息透露。有天晚上，他说男生给女生打分，女生也在给男生排名次，但他再不肯透露其它具体内容。排第一的很好猜，No.1，非他莫属。“那么谁是第二呢？”项公着急的追问。“是你！”我话刚一说完，所有睡在地铺上的人都大笑了起来，狗哥哥也笑着证实：“这回古朱猜对了……”

上个星期天，大老刘把我和通桥老乡夫妇领到了网上颇负盛名的梅花碑油爆虾，一个类似于大排挡的小饭店用餐。喝酒时，谈论起了我的博客。他们都很佩服我对一些细节小事准确记忆，然而对一些相对而言更好记的事却经常出错。是的，我经常弄些车、马不搭炮的事出来，但是有些细节，却清晰的很。比如，我现在脑海里就映现出项公那时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一个劲地喊：“表搞（杭州方言，不要乱说的意思）、表搞......”的尴尬相。

项公的二胡拉的很好，在青年队毫无争议的是第一把刷子。他的围棋在杭州青年里也是第一位的——青年队里，只有已故的马大力先生可以和他手谈，但马大力的棋品不好，老要悔棋。我这人脑子笨，对于琴棋书画一窍不通，但我也曾缠着与项公下过围棋。让我四把，即从四个拐角往中心掷黑子，凡占着点的黑子都算数，抢先拥有一片大好河山，老项再执白进攻，就这样我还是输的一败涂地。

项公是个高中毕业生，但比一般正常上学的高中生小一岁，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喜欢跟我们一批初中生作伴。黄河滩武斗那阵，我们被困在青年点不让外出，不知是谁搞了一付供低年级幼儿玩的飞行棋，这玩艺简单，很适合我们这些低智商的人玩耍。当然我们不会像幼儿那样的玩，我们把所知道的什么起飞、迫降、着陆等等航空用语全都用上了，玩得很热闹。项公经不起我们的诱惑，也经常来参加这种幼儿游戏：一边掷着色子，一边嘴里喃喃的说道“都什么年纪了，还玩这种游戏......”

我在离开宁夏前最后一次来到永宁，住在通桥老乡家里。那时他们已经搬到玻璃厂新造的家属宿舍了，他的夫人是个天津人，卫嘴子！知道我是他老友，就喋喋不休的絮叨起通桥老乡各种版本的“见了油瓶子倒了也懒得伸手去扶一扶”的逸事。也谈到了项公，项公就住在他们楼上，她很为项公废寝忘食担忧。那时项公工作很忙，又要补习功课考职称，睡眠很少，严重缺觉！有时洗着脚头一歪就睡着了，把洗脚盆踢翻了也不知道。

我也到项公那儿去造访，他正捧着本又大又厚的俄语书在啃。他告诉我，考职称要考外语，现学其它语种肯定来不及了，只得再去拾荒废多年的俄语。他太忙了，我也不敢多打搅，寒暄几句就退身出来。不想这一别就是将近30年未通音讯，要感谢这网络天地，使我们又相遇了。

我很激动，连续几夜的失眠，不时有我们交往的片断浮现在我的眼前。选了几个断断续续的凑成此文。

年轻时的友情，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去，而会随着时间的增长愈发显得强烈！愈发显得珍贵！

友谊天长地久！

2007年1月18日星期四

生日的感想（二）

Sun, 29 Oct 2006 05:21:22 GMT

今年初夏的一天，我们几个青年队出来的鼠爷又聚在一起聊天，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生日上。在1955年开学报名时，规定一定要满七周岁才能上学，像我这样差没几天的也不能报名，因此我们几个鼠爷都是1948年9月份以后出生的，生日相隔不远。记得在青年队时我们就自己过了一次集体生日，已故的小何赶了辆毛驴车到县城去买了点猪下水和蔬菜，两张知青桌拼在一起，满满当当的摆了许多菜，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一瓶苹果酒喝得许多人面红耳赤，肯定没唱生日快乐歌，要唱也就是些样板戏语录歌。记忆中，那是一次很热闹的生日party，一阵热闹过后也有点伤感：年龄一年年大了，今后到底该怎么办？
   说起来对自己生日淡漠的远不止我一个，通桥老乡也算一个，他做身份证时也弄不清自己的出生日期。那天他在他夫人的帮助下搞清了他的农历生日，上网一查竟和大老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起做伴那么多年，又一起过过集体生日，一直到现在才弄明白，也算是个趣事。大老刘记住了这个日子，今年的10月21日，又把我们邀到他家，又过了一次集体生日。
   上一次集体生日是哪一年过的？都记不清楚了：
   1965年10月，我们刚到青年队，一切都是陌生的，包括知青之间。那是肯定不会想到要过生日的。
   1966年7月5日，养和公社北全5队的杭州知青到县委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打成反革命的大毒草，所有杭州知青都被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小沫沫沙。我们青年队杭州知青比较集中，县里特别重视，派来了工作组。我们白天大田劳动，晚上学习接受批判，搞人人过关，弄得一个个人模鬼样的，9~10月份正在兴头上，有时间要抓紧睡觉，也没心思去过什么生日。
   1967年8月8日，宁夏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在我县打响，有一支被打散了的造反派队伍，逃窜到青年队附近，准备夺路沿黄河撤回银川去，在那里被包围，子弹就在青年队周围的上空飞舞，虽然造反派们很快就缴械投降，真正的仗没打起来，但把我们吓得够呛，我们组织了好几次突围，想逃回杭州去。那年的9~10月份，我们都在一门心思设法逃难，哪会想到过生日。
   到了1969年的9~10月份，青年队面临解散，永宁县革命委员会派了一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们这个“被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所把持”的土围子，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在那种形势下，谁还敢过那种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日啊。
   那只有1968年了，我们的20岁生日！
   时间真快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我们在过58岁的生日了！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握着我的手，跟我一起唱，这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

百鸡宴

Tue, 03 Oct 2006 13:19:28 GMT

我有一个外甥女，现在已是亭亭玉立的白领阶层了，小时候到我家来玩，看着饭桌上的一碗咸菜毛豆烧田鸡，就是不下箸。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老师说过不能吃青蛙的。于是我解释说：老师远在杭州，不会知道的，再说这青蛙已做成菜不会捉害虫了，吃它又何妨。我的劝说起了作用，不一会儿，风卷残云般的，那碟子就底朝天了。

我自己是不吃田鸡的，这不关政府提倡、号召的事。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受先父的影响吧，不仅田鸡、牛蛙之类不吃，而且可以这样讲，但凡爬行类、两栖类的都不进口。

但是我曾经吃过田鸡，那还是在青年队，物质极其匮乏，实在没其它东西可供我们食用的时候。

听当地贫下中农介绍，宁夏农村在旧社会是从不大种蔬菜的，一年的“下饭”全靠开春时拣点苦苦菜、甜苦菜的腌起来打发。解放后开始种些蔬菜了，可品种、数量都少的可怜。我们一百多号南方青年的到来，吃菜成了一个大问题。第一年还好，各级政府都挺关心的，场部经常派拖拉机到银川去为我们采购蔬菜。文革开始后，他们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谁还有心思来管这批南方侉子的吃喝拉撒睡。于是我们的吃菜时断时续，开始艰苦起来。实在过不下去时，就套上毛驴车到银川或到永宁养和街上去买点菜回来度饥荒。

有一次，我路过养和（应为杨和，最近看到cctv-10上有个节目介绍，永宁县的许多地名，都是以当年屯垦统领将士的姓名来命名的，如杨和、李俊、叶盛等等）公社红星大队，那里的杭州青年见我来了就拉我去钓田鸡，中午就用钓来的田鸡宴请我，这是我第一次品尝田鸡肉，也挺鲜挺好吃的。

我把钓田鸡的技术引进到了县农场青年队，一时在青年队的男生里普及推广开了。当地的贫下中农也不吃田鸡，以至于分不清青蛙与蛤蟆，统统都叫癞呱呱，田野里青蛙很多。青蛙的眼睛很有特点，它的视角很广，视力也很强可以在黑暗中捕捉虫子，但是它对不动的东西是视而不见的。因此青蛙很容易钓：“确”（我不知道怎么写这个字，攀折的意思）根柳枝拴根棉纱线，一头绑个小棉球在青蛙出没的地方上下抖动，青蛙一见，误以为是小虫在飞舞，就会一跃而起，准确的将小棉球吞入不放，这时就可收获了。

好像也是个国庆节，那时的青蛙已准备冬眠不太好找了，不知是谁心血来潮提出来要搞个田鸡宴庆祝。收工后大家分头行动，每人都有定额任务，总数一定要在一百只以上。大老刘（就是在青年队与我合影的那位）掌勺，将百来只田鸡烧成清汤的、红烧的、酱爆的、咖喱的好几个品种，口味各不相同，大伙吃得高兴，就像威虎山上的土匪一样放浪形骸，齐声高唱：“我已经将信号遍山点燃，按计划布置好百鸡宴，众匪徒喝醉酒乱作一团......”，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吃田鸡。

没过多久，青年队解散了，我被孤苦伶仃的流放到立强一队。从那时起，我又开始不吃青蛙了。

说老实话，我是反对滥捕青蛙的，不为什么，就因为我喜欢辛弃疾的那句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鱼，我所欲也

Tue, 12 Sep 2006 13:58:54 GMT

我插队落户时有次到黄河对岸的内蒙古草原去干活，随身带了一只盆底画了一条大鲤鱼的脸盆。一天，发现房东的几个孩子围着这只脸盆在看，我走过去那个大一点的嘎子问我，这是什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那里，房东太太接过来问，这就是水里的鱼吧。哦，我想起来了，他们从小在草原上生活，没见过海洋没见过江河也没见过湖泊，不知道鱼的模样，可以理解的。

我们可从小就知道鱼的美味，那时候鱼比肉便宜，为了给我们补充一些必要的动物蛋白质，父母亲们会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价廉的鱼来给我们吃，个小而刺多，也就这样培养了我们高超的吃鱼技能。

南方人爱吃鱼名气很大，我们还没到宁夏，农场的领导就挑选了一个会打鱼的老贾头来当我们青年队的伙头军师。伙房里的活计相对来说是轻松一些，老看到老贾头坐在灶口边在织渔网。也跟着去看过他打鱼，真正的十网九网空，那一网也很难成功。不过那种撒网在城市里是看不到的，姿势很优美，我也跟着学过，可那网出手不肯听我的，总撒不开，成一饼的落到水里，打不上鱼不说还把鱼都给惊跑了。

毕竟我们是生活在黄河边的，鱼还是能吃到的，每当稻子成熟，那些生长在稻田里的小鱼儿就会随着稻田里的水撤到一个个小水坑里，多极了！站在水里，鱼会往你腿肚子上乱撞，我们下乡时发的大木盆，这时都派上用场了。鱼太多了，吃不了，我们将鱼装入麻袋，用拖拉机运到银川去卖，一斤也就是一两毛钱吧。

这都是我们刚到宁夏时，还是吃大锅饭的时候干下的蠢事。以后分灶单干了，我们也精明了，把那些大一点的红眼马鲤棒子杀洗干净，用盐稍微腌一下，用沙枣刺将鱼腹撑开，用绳穿好一条条的晒干收好，到了冬天，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而且是馈赠亲友的高档礼品。

烧鱼费油，那些马鲤棒子挑剩下的杂鱼，主要是一些小鲶鱼不好处理了，没有那么多食用油来供我们对它们进行煎炒炖炸，想个什么办法呢。我看过一本掉了封皮的苏联小说，书名也不知道，但里面有一段描写他们搞露营活动的情节印象很深，他们到河边钓鱼，就在河边架起篝火，书中描写的他们做一次鱼汤、二次鱼汤给了我们一个启迪。于是我们将剩下的鱼洗净，找口大锅倒入，水加满，急火煮沸撤火，改文火慢熬。大伙照常上工，等下工后用笊篱捞弃锅中的残渣余孽，这时锅中的汤就像牛奶一样，放入盐面子和用香油（宁夏食用的胡麻油）炸过的葱花，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嘴有余香！老夫年近花甲，身体康健，可能与那时喝的鱼汤也有一定关系吧！

有一次，李俊和养和公社的几个知青朋友来我们青年队玩，那天想回去了，我们挽留不下。通桥老乡提了根鱼竿与我两人出去，离青年队不远有条1m多宽的小支沟，鱼很多常跃出水面，当地老乡说这儿的鱼是钓不起来的，因为吃食太多。沟岸边尽是些刚由蝌蚪转成的癞呱呱，我顺手逮了一个装在鱼钩上，往水里一扔直往下坠。我与通桥老乡说，鱼饵太大了，要调整一下沉子，就把竿提起来一看，一条鱼已经上钩了。就这样，我逮癞呱呱他钓，出来时没带家伙，急中生智我解下球鞋带将鱼穿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两串鱼就满了，我们提着回到青年队，那几个客人想开路了，到处找我俩要告别，看我俩不大一会儿工夫就钓了那么多鱼，兴趣也上来了，到处找钓鱼家什，也不提回自己生产队的事了。

那都是些沟渠里的鱼，小鱼，真正的大鱼在黄河里。我见过一个靠打鱼为生的老汉，那天打了一条大鲶鱼，14斤，拿到青年队食堂来卖，“相当于一只毛的确良裤脚管的价钱”，当然没有买。最后老汉与永宁中学的食堂成交了。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只好悻悻地说，鱼太大了，肉老不好吃。

那老汉钓鱼的工具很简单：一根锹把粗细1m多长的柳棒，上面拴根筷子粗细的绳，绳的另一头拴块小木板和鱼钩。钓鱼时，捉只小米老鼠拴上，尽力扔到河的中央。老鼠在水里拼命挣扎，千方百计想爬上那个小木块，据说鲶鱼在水里游，两个眼睛就像灯笼在水面，老远就可以看见活动的东西，嘴又大，一口就将老鼠木块连同鱼钩一起吞入，但是要将它拉上岸可得费点功夫。

到星期天，还会有银川的钓鱼爱好者骑着自行车来黄河边钓鱼，真是精神可贵！他们安置好钓具，在钓索上拴个铃铛就蜷缩在一边等着铃铛响起。那时我在黄河滩放马，没事儿经常去看，但是从没听到过一次铃声。

当地有些手脚勤快老乡也会到黄河去放夜钓，一根绳上挂几个鱼钩，每天早上去检查一下，往往不会空手而归。

我在被大车压伤，在青年队养伤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们打完扑克出来，见到皎洁的月光像给田野镀了层银似的，我随口说了声，我们到黄河边去摸夜钓吧，马上得到同伴的响应。四个人，借了一个手电就到了黄河边。夜钓很好找，水边都插着柳棍，收获却不咋地，快到三队的小树林了，只收到一条不大的鲶鱼和一只沙鳖。我们想收工了，在水里的伙伴大叫了起来，有戏！岸上的几个鞋也顾不上脱就跳下了水，鱼在水里劲头很大，三个大小伙子（我腰不好，只在岸上负责管猎物）好不容易才把它搞定，是一条7、8斤重的大鲤鱼，一条真正的名闻遐迩的黄河大鲤鱼啊！

青年队琐事

Wed, 12 Jul 2006 12:28:31 GMT

青年队刚成立时有112名来自杭州的知识青年，男女各一半，都是56名，不知当局是出于保持生态平衡出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我和与我比较要好的几位朋友大都没有好好珍惜这个内定指标，白白的多当了好几年王老五，一直到了经受不了舆论压力，才不管白猫黑猫找了个算完成了任务。

后来从养和公社又调来一位女杭州知青，女生就成了57名，比男生多了。本来青年队的女生就够厉害的了，7个小队有4个小队长是由女生担当的，女生又比我们思想积极来的比我们左，老说我们男生出工不出力，因此男女生之间少不了打些口水仗：女生骂男生都是些懒汉，干活磨洋工；男生嫌女生干不了重活，却要同工同酬。女生经常用毛主席语录：“妇女可以顶半边天”来压我们，而男生中的几个弯弯绕却硬说毛主席说话原意是女的可以顶半拉子天，而老爷子们却可顶起全爿天。于是男生称女生为半边天，女生称男生为磨半天。

但每当到了月末，男生们的嘴就开始软了：嘴的功能除了说话和协助鼻子呼吸外，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吃喝。在青年队里，除了一日三餐外并没有其他附加的吃喝任务，但就是这简单的一日三餐将这些男子汉大丈夫给难倒了。南方那时都种双季稻，早稻60天晚稻90天，而宁夏种的是单季稻，生长期长达120天，加之黄河水灌溉日照时间又长，所产大米米质极佳，煮出饭来油汪汪的一粒一粒呈半透明状，吃口好极了。米饭好吃的出饭率肯定不高，半斤米饭，只有小碗里浅浅一碗（宁夏所谓小碗，老家称大碗、菜碗；再大点的，宁夏叫老碗，老家称海碗）。我们那时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段，牙好胃口也好，一顿饭吃个斤把不在话下，每个月都早早地把定量吃光了。

我们刚到青年队时还吃国家供应粮，每月45斤大米0.5斤油，这比起当学生时定量增加了一半，女生是吃不了那么多的，每月总有结余。每当这时候男生的脸皮就会厚了起来，女生的心肠也会慈善了起来，我们只能靠化斋果腹，女生们也会跟着我们勒紧裤带节约下口粮来施舍，她们全明白，没有这点施舍，这批油子连磨半天也做不到了。

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不知是谁发起了到县城买烧饼的行动。县城在养和街，与我们县农场隔了一个黑泉湖，有30多华里路。烧饼是长方形的，酷似老农纳的千层底，我们都戏称它为鞋底巴掌，也要粮票，那时我们刚到宁夏，都揣有家里带来的全国流动粮票。每次有人到县城去，总会捎回来一旅行袋的鞋底巴掌。后来有人提出来这是在搞特殊化，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于是，再没人去买了。

再后来不知怎么对付的饥荒，我一点记忆也没有了。特别在青年队将散没散之际，这些知青三五成群四五结党分灶开伙时，究竟是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的，也没有一点印象了，反正过得还可以。

到现在早已不知什么叫饿了，一天也吃不了当时一餐的饭，有些好吃的东西仅留在美好的记忆里了，吃嘛嘛不香。有时想想也怪，那时真正的做到了四海无闲田，但还是免不了农夫犹饿死。

偷瓜流水线

Wed, 07 Jun 2006 05:06:39 GMT

西北地区天气干燥少云，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很适宜瓜果生长。特别是西瓜，顾名思义，它本来就是土生土长出在西域的，宁夏的西瓜个大囊红糖度高，比我们江南的瓜强多了，我们刚到宁夏时，正是收获季节，可饱口福了。

我们青年队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滩，开春时节蒸腾加强盐碱上泛，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就像刚下过雪一样耀得人睁不开眼睛，据说银川市就是因为这种自然现象而得名的。易灌不易排的低涝田是不能种西瓜的，农场一带向来只能种些香瓜、哈密瓜（当地也叫它花兰石。直到最近我才明白那应该叫作华莱士，是以把这个瓜种带到中国来的美国副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等小瓜。农场给青年队配备的老农中有个老赵头，江苏人，是解放前被抓壮丁来到宁夏的老兵油子老光棍老贫农。冬天给青年队里喂养牲口，天暖和了，牲口都被打发到黄河滩放牧去了，他就给队里拾掇瓜田。老赵也是个犟侉子不信邪，挑了一块高岗点的地试种西瓜，不想第一年就获大丰收。那时的西瓜真便宜，外卖才两分钱一斤，本队的记帐一分钱一斤，用拖拉机拉到银川才可卖五分钱。我们在收工路过瓜田时经常进行吃瓜比赛，几个打赌的人一人半只瓜一个小勺子，条件是要把西瓜皮刮得能透过光来，看谁吃的快吃的多。吃到最后那已不是享受简直是遭罪了，直吃得人人弯着腰扶着肚子才慢慢地踱回青年点去。这时候什么忧愁烦恼劳累，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路上充满了歌声欢笑声。

种过西瓜的地，第二年附近就都不能再种西瓜了，所以老赵的瓜田年年得搬家。文革武斗最厉害的那一年（1967年），瓜田就选在我们青年点后面北边不远的地方。我有段时间在黄河滩上牧过马，与老赵的关系很好，晚饭后经常到老赵的瓜棚里坐坐。瓜田的规矩，吃瓜不要钱，有的是留种的西瓜只要你把籽留下就可以了，但外带就要算钱，我当然不能例外。那段时间宁夏武斗升级已开始真刀真枪地干开了，当地贫下中农为保证我们杭州知青的安全，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青年点有人持枪站岗，不许随意外出，外出要打路条。困在青年点里无所事事，时间长了，实在是无聊的无法可治。一天，不知是谁发起今晚月光特好我们去瓜田偷瓜去，马上得到了好几个人的向应，并认真的设计好行动方案，给每个人分了工。我和大脑袋的任务是拿两合烟去和赵大伯扯空天，引开老赵的注意力。两个人负责到瓜田摸瓜，未熟的瓜表皮上有细茸毛，容易结露水晚上很容易分辨。摘下瓜后有人负责滚到田边，田边有条小渠直通青年点前面，渠边有人等着负责将瓜放入小渠里，让流动的渠水把瓜冲走，在青年点后面的小桥边则有专人负责将瓜捞起装入麻袋。事先我们约定，等捞够一麻袋就击掌为号一齐撤退。那是一次成功的行动，第二天老赵只知道瓜被人偷了，但怎么想也想不出是怎样偷的怎样运出去的。在以后几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又组织了几次，这下老赵头有点觉察了，气的跑到青年点里指天大骂：“这群小土匪，要吃瓜来要好了，你们这样干，瓜田都遭塌了！”

其实一袋瓜值得了多少钱，我们那时也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在是无聊不堪设法找点乐子罢了。哈哈！

端午话粽子

Fri, 26 May 2006 11:59:24 GMT

不吃粽子久矣！自从我满口的臼齿一颗接着一颗买断工龄离我而去后就再没胆子尝过粽子。假牙与我的亲和力远没有与粽子的大，常常被粽子俘虏。没得办法，惹不起可躲得起，只好远离粽子，与粽子绝缘罢罢了。这假牙虽说不咋地，但咱却不敢去打假，是不是？

我从小生长在江南，在那里粽子并不是只在端午节才拿出来应景的食物，而是一种很普通很平民化的食品，就像北方人都会包饺子一样，家家户户都会裹粽子。我们那里粽子的品种繁多，数不胜数。论个儿，有小巧的迷你型的一口粽，也有砍柴人当干粮用的一只足有0.25kg的特大号的粽子；论外形，有三角粽也有四角粽，有瘦长的也有矮胖的；论内涵，有荤有素，可以说江南人几乎什么食物都敢往粽子里裹；论口味，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甜中带咸咸中透甜所谓椒盐的，不一而足。较有名气的有湖州的诸老大粽子和嘉兴的五芳斋粽子。嘉兴粽子臃肿肥大，一只足可以顶一餐饭。如果把嘉兴粽子比作老衲，那湖州粽子就是名副其实的骨感美人了，湖州诸老大的细纱粽子，味道好极了！听说蒋家王朝退出大陆后，里面有好多浙江籍的高官，流落海外后，靠买卖粽子做生意养家度日。

小时候是吃不到这些品牌粽子的，难得有客从上海来，带来沪杭线上买到的嘉兴粽子给我们尝个新鲜，也得几个人分一只。吃得最多的应该是小摊上随时有卖的赤豆粽子，我们戏称杀头粽子，这种粽子最便宜，三分钱一只。小时候学校组织远足，要求自带干粮，母亲经常给我准备两只这种粽子充当，既省钱又方便还不至于饿肚子。而我最爱吃的却是栗子粽，要五分钱一只。

到了宁夏就再也见不到粽子了，街上只有烧饼店，一年四季只供应那种长长方方的，被我们戏称作鞋底巴掌的烧饼。不光是宁夏，在北方，主食小吃都是以面食为主。再说，产粽叶的箬竹，只能在南方生长，黄河滩上虽也产大米也有糯米，但用什么来裹呢，也是个问题。

没想到在宁夏过端午节也有吃粽子的习俗，也能吃上粽子。端午节的前几天，队长挑了我们几个男生领着我们来到黑泉湖，到湖里采摘芦苇叶，拣那些又宽又大的采下，一扎一扎的捆好。我很纳闷，这窄窄的叶子也能裹粽子吗？老家是用箬竹叶裹的粽子，箬叶比苇叶宽两三倍，1～2张就可裹一个。第二天，队长动员了好几个婆姨到青年队来帮我们包粽子，我好奇的在一旁观看了她们加工粽子的整个流程，发现确实与我们南方加工粽子的工艺有所不同。南方是事先把糯米拌的半干半湿，而这里直接将糯米浸泡在水里，芦苇叶也浸泡在水里，包的时候，取出五六片芦叶排列整齐卷成喇叭状，将带水的糯米灌入其中，同时还放几个红枣――宁夏只有红枣粽一个品种－－然后包好用马蔺草捆牢。由于用的是新鲜的芦苇叶，清香不比用箬叶裹的差，就是那粽子不像南方那样结实。

以后才知道，粽子，就其包裹材料来说，是分竹叶与芦叶两种。两种粽子各有千秋，芦叶包的粽子完全不逊色于箬叶粽子。

又是端午节了，又闻到粽香了，真怀念那个吃嘛嘛香的日子……

撒播稻纪事

Mon, 01 May 2006 04:34:36 GMT

“宁夏川呀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年种年收水浇田”。黄河百弊独富一套，宁夏黄河灌区得天独厚自古生产水稻，由于生长期长光照充足又用黄河水浇灌，所生产的稻米品质优良吃口好被当作贡米。但当地水稻的种植方式却与其它水稻产区不同，黄河灌区地广人稀，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种水稻不采取插秧而是直接撒播。按现在的理论看起来，撒播自有撒播的优势，省工省时不说，还可发挥水稻的整体优势，抑制杂草生长。但那时却做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法，在政府的干预下，渐渐被栽稻法替代。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种植方法，自有它一套操作程序，首先要耕地翻晒“稻耕九，饿死狗”，稻田经过翻晒、耙磨，可以清除过冬的杂草宿根及草籽。临播种前，先放水将稻田浸泡。稻种要经过泥浆水浮选，撇去瘪谷杂物，然后堆放孵芽，待拧开嘴后即可供播种。

每年播种开始时，就像过节一样，热闹非凡。一年收成的好坏，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播稻子的那几天，往往天气会特别冷，田埂上架着火堆也抵挡不住，还会冻得受不了。下水田干活，虽可以穿棉袄，但下身不能穿的太厚实，以致有青年会开玩笑说，要发明一种专门用于播稻子时穿的棉短裤。

播种开始时，先用牲口拉浪木将田浪一遍，其作用有二：一是将犁沟浪平，将高处的土推向低处平整稻田，二是将水搅浑，待稻种落地后，水中的泥沙沉淀刚好给稻种盖上一层被。

负责播稻子的人都是挑选出来的高手――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实在马虎不得。一块田起码得三个播种手：一人纵向行，一人横向走，另一人沿对角线，考究一点的用四人。说也怪，如果同一人分四次播，不是开天窗就是打堆，本事再好也不济事。每个播种手配几个运稻种的人，其余劳力负责将孵好的稻种运到田边。

整个播种过程就像一个舞蹈动作，潇洒流畅，美气得很。我试着来分解一下：

准备动作：右肩斜挎布条托住笸箩（在青年队我们用脸盆替代），左手护着笸箩，播种开始时在笸箩里装满稻种。

第一步：左腿迈开，右手伸向笸箩抓稻种；

第二步：伸右腿往前跨一步，右手抓稻种，胳膊用力向后甩；

第三步：左脚调整进一步，重心右移；

第四步：随着右腿前伸，右手将稻种成扇形抛出。整个单元动作结束。

然后沿着规定路线重复以上动作。要注意的是，行走时头要抬起，两眼紧盯事先选定的目标物，这样才能走得直。在抛稻种时要注意风向风力，调整抛洒力度和方向，要使抛落的稻种一个扇形接着一个扇形。还要估计稻种用量，不能播完了还剩大量稻种或反之还没播完稻种就没了。当笸箩里稻种接不上时，要原地站定，招呼运稻种的人过来补足。

播种质量，待苗出来后就直显了，谁播的开了天窗，谁播的描了眉毛扎了堆，那些毛病多的，第二年就只有退居运稻种的行列里去了。

我们队里稻田多老农少，队里有意识的挑了几个劳动好的培养，先是给麦田里撒化肥，从中再挑，我有幸为青年队撒播了好几年稻种。

偷油

Sat, 22 Apr 2006 02:52:35 GMT

永宁县农场青年队紧挨黄河边，那是为安置从杭州到宁夏来插队落户的112名杭二中、杭四中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而专门新建的农业生产队，这里面高中毕业生占了70％以上。因为都是些刚出校门，而且都是以社会主义新农民自居的人，所以青年队的管理、作息，均与当地其他生产队不同，完全采用学校里的那一套模式，给人的感觉，就像还是在学校，只不过把上课时间改换成了下田劳动时间，取消了课间休息而已。早晨，起床哨一响，赶紧到食堂打来热水，洗漱完毕后要集合到操场在值日生的带领下做广播操，做完操才可以到食堂打早饭。等上工钟声一响，就以小队为单位，分赴田间劳动。

黄河边一马平川，食堂的烟囱成了方园一带最高建筑物，老远都能看得见。每当干活累了、饿了，大伙会不约而同地眺望，盼望炊烟渐落，盼望收工的钟声再一次的响起。当时流传着一首很优美的越南南方歌曲，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唱：“太阳下山了，那安静的钟声再也不响……”。

吃完晚饭后有段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在操场上立起了篮球架，是我们自己动手搞得，我们央求场部木匠根据我们提供的尺寸钉了个篮板叫铁匠打的篮圈，做好后连夜扛回点着火把竖起来的。排球网也是女生们从场部领来白麻，在会打鱼的贾大伯辅导下自己编绳织成的。我们还办了个图书馆，土坯搭的书架，土坯的阅览桌和凳子，书是大家捐的，有好多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也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但最多的是雷锋日记。那是个学雷锋的年代，我们离杭时收到的纪念品中，最多的也是雷锋日记。自由活动后每天有个小组会，评定每人当天工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就是晚自习时间，就着煤油灯学习那些本该坐在课堂里学的东西，第二天早晨起来会发现鼻子里全是黑黑的。这样的生活规律除了每月一次的联欢晚会、每周一次的访贫问苦是例外，我们小队访贫问苦安排在周五晚上。

1965年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大城市里已是风起云涌，周边的农村已不容易安插下去了，正在探索新路子。上海知青到新疆军垦，是兵团编制。杭州知青到宁夏农村插队落户，是做为跨大区知青安置的试验品，很受重视和关怀。国务院安置办公室主任、自治区首长都到过我们青年队。中央新闻电影制品厂也专门派出摄制组来青年队拍摄我们改天换地的纪录片。那时我们只要求像军垦战士那样发一套绿军装，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自治区和县府的领导都很支持我们这个设想，自治区政府马玉槐副主席听后高兴的自命为马校长，让县委书记当我们的教导主任，由年轻的县委副书记具体落实。正当我们充满憧憬，设想重新回到学堂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马校长被打成自治区第二号走资派，其他领导也纷纷倒台接受批判，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远不能翻身”了。

青年队也开始有点混乱了，大家渐渐的看穿了这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什么理想情操世界观，什么扎根锻炼改造上进，都成了虚无飘渺的东西。整天一颗汗珠摔八瓣的搞些黄土搬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谁也说不清楚，大家都糊涂了，迷惘了。于是干什么都不是那样认真了，对食堂伙食意见也大了起来。“拳大萝卜对开即可，清水煮之加盐日日食用”、“取白菜一颗剁碎略炒，……”当时流传的所谓大众食堂菜谱，就是对我们伙食的形象写照。开始有一些情侣偷偷摸摸躲起来改善伙食，慢慢的三五成群四五结党的形成了许多小小团体，平时在食堂用餐，高兴了自己动手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是由四五个平时比较说得来的初中生组成的那么个小团体，号称小暴徒，是属于青年队里较能干的一伙。我们养了鸡养了一窝兔子，还经常钓鱼捉青蛙，小日子过的确实不错，着实令人羡慕。可也有一样，就是食用油无法解决，这玩意儿紧缺，有钱也没地方买。有时步行三十华里到县城去买些肥膘肉熬点油备用，但是用荤油烧鱼，总不是个味儿。

我们那时还有定量油供应，都集中在食堂里。老实说，就这点油，食堂烧菜也不够用，还老是有人偷。大家都怀疑是住在食堂隔壁的大炮偷的油，大炮在家是独子，家庭条件又好，经常给他邮东西。他怕我们去分享去共产，就找到食堂边上的一间空房搬到那儿独居，孤家寡人关起门来吃独食。虽然有许多疑点，但总是抓不到证据，只得作罢。

有天晚上，我们打完桥牌已经很迟了，顺便又想到食堂去搞点油。食堂油罐里的油已不多了，摇了摇，索性就连罐捧走。想了想，还没尽兴，便拿起食堂写菜谱的粉笔，在搁油罐的案板上写下“此地无油三百两”，又在门上写了“隔壁大炮没有偷”。

三十多年后，为了纪念下乡三十五周年，自青年队解散后我们第一次聚到了一起。当年的热血青年都已年过半百了，头也白了，眼也花了，但聚到一起，大家就像回到了过去，青年队里的日日夜夜重又映现在眼前。在会上，当时我们的领头人大老刘，旧事重提，说起了我们偷油的往事，并郑重其事的向大炮同志道歉，要给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已是个小老头模样的大炮，嗫嚅着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记忆碎片

Wed, 12 Apr 2006 06:42:59 GMT

时间相隔太久了，有些事已模模糊糊记不清了，但不时有些碎片浮现在眼前，不知今夕何夕。

青年队快解散前，狗哥哥把青年队里所有学乐器的人都召集到了他住的那件木匠间，给我们调好琴弦，几十个人找了几首曲调简单的歌，一遍遍地演奏起来，配合的很成功，大家都很开心。这种后来被我们称作青年队的回光返照的器乐合奏，好像以后接着还连续进行过好几次，不知为什么散伙，记不清楚了。

可能是因为永宁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到青年队的缘故吧。对于贫宣队我印象不深，只记得带队的叫杨勇，经常擦拭着他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一双色咪咪的眼睛老跟着女生转。贫宣队里还有个老贫农，大字不识却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有天晚上发现已故的马大力关着门在举车轱辘锻炼身体，就推门进去说：“你叫马大力，力气真大，好！好！好！”。大力听到老贫农的赞许，推得更来劲了，等到气喘吁吁的结束锻炼放下车轮，那老贫农开始训话了：“你有这么大的劲，为什么不到大田里去使，要留着回家举那玩意儿。举这车轱辘能出庄稼吗？……”可怜的大力被训得一脸茫然。

贫宣队进驻青年队那阵，我大部分时间没在青年队里，记得开始是立电线杆去了。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形势一派大好，场部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将电拉到农场。从三队找了个当过电工也是个浙江人的老右派，负责勘探设计放样。又组织全场所有拖拉机马车从银川拉来电线杆，那种混凝土浇筑的方形的中间有一个个孔的那种电线杆。然后从各队抽调了一批壮劳力，开始树杆子，我也是其中一员。大家都憧憬着有电的日子，特别是我们这群用过电的人，干劲挺大，在那个老右派的指挥下，挖坑的挖坑，树杆的树杆，很快的就完成了任务，回来后还得到贫宣队的夸奖。但是一直到青年队散去，我们都离开县农场，电还是没接通。在广袤的黄河滩上，整齐的一排光秃秃的电线杆，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惜，上面没有绕满了蜘蛛网。电几时才送到黄河滩上的，就不得而知了。

好像回到青年队没几天，又被派去挑渠，地点是民生渠下游，挑的是跑马渠（也就是沿着渠流看哪儿渠背薄弱就加固），属于较轻松愉快的挑渠。就是时间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大米饭还是供应得上的，菜却全无。每天用马瓢炼点香油搁上点辣面子，加上少许切成碎末的羊角葱倒入加了盐的米汤里，这就是我们的菜。生活很艰苦，但我们还是干得很愉快，十个大小伙子，左右手搭配分开，一阵猛干，回回当标工。任务完成后一齐躺在地上，拍着锹把齐声高歌：“说干就干，说缓就缓（宁夏话休息叫做缓，歇一歇叫缓一缓），干一干缓一缓缓一缓再干，会的缓来会呀会的干，谁不会缓来谁就不会干……”。更有人童心未泯练起耍猴——抓把黄泥搓成泥蛋蛋上下抛接起来，从抛三颗到抛四颗，惹得那些个还在拼命追赶任务贫下中农大声呼喊。

那次挑渠回来后不久，我就被马车压伤了，在青年队养了一阵后就回了杭州，青年队是怎样解散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2006年4月12日雨

春节的回忆

Mon, 16 Jan 2006 12:13:51 GMT

每年的9月1日，是新学年开始的日子，我至今还记得小学二年级时的语文第一篇课文：“记得去年今天，妈妈送我上学……”，这样周而复始的过了9年后，开学变得不关我们的事了。1965年的9月7日，我们过早地结束了学校生涯，离开了自小生长的故乡杭州，“自愿”到宁夏农村插队落户。载着我们674名杭州支宁知识青年的专列一路开开停停，整整走了四天四夜，到了银川又欢迎学习休整了几天，真正到青年点已是9月中旬了。往年在这段日子里学校已经开始挑选参加国庆游行的同学人选了，虽然我从来没有被选上过，但也为国庆游行而忙活过。刚到宁夏，发现反差很大：在宁夏农村里是没有什么国庆节的――那时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没时间过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记得在那一天，我们都在大田割稻，有人把半导体收音机搁在田埂上转播首都游行盛况。回到青年点，食堂供应的依然是缺油的大白菜帮子，有几个女生就躲在宿舍里偷偷哭鼻子。有两个胆大的男生，一早就偷偷溜了出去步行40多里路到银川城里去观看游行。晚上开生活会时，对他们这些违规行为都进行了批评。

我们是全国知识青年跨大区进行插队落户第一批试点，老实说刚下乡时各地政府都还算重视关心。上至国务院安置办公室下至县委县府，经常会派员前来探视、慰问、调查，老家杭州也没有将我们推出算数。转眼就到了快过年的时节，杭州市政府派出了一个庞大的春节慰问团赴宁夏来慰问我们这批远离父母家乡的知识青年，慰问团里除了有政府官员、家长和老师的代表还包括了整个杭州歌舞团。听说杭州歌舞团那时正在杭州上演一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军队的女儿》，反响很好，这是一出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战斗生活的歌剧，被市政府看中后，结束了在杭的演出，成编制的被组织到赴宁春节慰问团里来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出省到那么远的的地方演出，几天的火车劳顿，西北的干燥和寒冷，使许多演员感冒了失声了。但那是个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年代，演员不像现在的大腕那样，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自己搬道具，自己装台，准时在当时银川最高级的红旗剧院上演，连演几场引起轰动。我们是在严寒中分批用拖拉机拉到银川去观看的，剧中主人公海英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一时，剧中的那首主题歌：“天山高峰入云端，离天只有三尺三……”成了我们青年点人人会唱的流行歌曲。

结束在银川的演出后，歌舞团又组成小分队分赴各青年点慰问演出，搞联欢，辅导文娱骨干。我们青年队是个112个知青集中插队的点，小分队来了以后就与我们同吃同住。印象最深的是联欢会上的男声四重唱，他们这个组合中有一个分到其他小分队里去了，就由导演临时充数。导演带个黑框眼镜，手里总拿这个大烟斗，有点威严架势。他们演唱了《游击队员之歌》和《打靶归来》等歌，和谐的歌声幽默风趣的表演，掌声、欢呼声使他们几乎下不了场。

南方过年讲究守岁，对年三十的团圆饭最看重。而那里讲究过年初一，“过年吃饺子，可以发财生小子”、“初一饺子初二面……”。我们来了个南北结合，除夕那天，食堂和好了面准备好了饺子馅发给大家自己包。我们这些大城市出来的孩子，平时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见状一时都慌了手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有擀面杖，用瓶子、杯子代替；没有锅，就洗两脸盆，一只当锅一只当盖。好在我们宿舍分到的是个给慰问团开车的自治区体委的驾驶员，他是宁夏人，他指导我们怎样擀饺子皮，怎样包饺子，怎样煮饺子。我至今还记得他教我们的什么“盖锅煮皮，开锅煮馅”。

这就是我独自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后过得第一个春节，那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南方模糊音

Wed, 11 Jan 2006 04:03:07 GMT

一般来说南方人说话用词都比较随意比较灵活，北方人用词就比较讲究比较精确了。我们从祖国的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去插队落户，首先就要过语言关了，虽然从小就学习了普通话交流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有时也会因用词不当引起许多误会和笑话。

我们刚插队的时候，晚上经常要组织到附近生产队去访贫问苦。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家串户，结果当地贫下中农反映这帮南方人不懂礼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了解后才知道这就是用词不当惹得祸。我们经常用的问候语是：“大爷，您几岁了？”，这在南方不足为奇，但不符合北方地区的用词规则（严格的说，也不符合汉语语法，是病句）。“几岁了”应该是问小孩子时用的，“几”应该是十以内的疑问代词，大一点的小孩还应该问“十几了”。问老汉应该用“您高寿了”“您六十好几了吧”再不济也得问“您多大了”“您几十了”。问一个老汉几岁了这还得了，不就等于像南方人说的年纪活到狗身上了，这不比骂人还厉害吗。

宁夏话表示可以了、好了、够了、对了等意思时，经常只用“对了”一词，而以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来表示程度。刚到青年队时农田还没我们干得活，就在青年队里营造自己的青年点，大门口有块原来永清沟上废弃的混凝土桥板，老技术指挥我们用撬杠把它挪个位。人心齐泰山移，人多力量大，一会儿，那桥板就徐徐前移了。“对了”，老技术喊，我们高兴极了，再加把劲撬。“对了……”，我们还在撬。“对了！！！”老技术跳了起来喊，并一把把我们拉开：“这帮愣头青！”，这时我们一看，前边有个深坑，再撬过去，掉下去了，人再多也捞不起来了。

南方话吃喝不分，前几天看一个帖子，在江西统统叫做“恰”，我们的吃吃喝喝斑竹到了南昌就叫“恰恰恰恰”版主了。南方人的“吃”用的很灵活，只要是进嘴都可以叫吃：吃烟、吃酒、吃晚饭，还引申为接受之意：吃批评、吃骂声，更有甚者为吃巴掌、吃枪毙。北方人经常笑话南方人吃喝不分，食物要经过咀嚼才能叫“吃”，未经咀嚼那是“吞”，“囫囵吞枣”是也。液体的食物叫“喝”，气态的叫“吸”，我们一说吃香烟，贫下中农就会诧异：“这香烟也是吃的东西？”

我们还有一个缺点是“长短、高低”经常用错，比如我们喜欢将个子高的人叫“长子”，连学校印发的正规体检表也是“身长体重”。这又犯忌了，长短是指水平方向的，铅垂方向应该用高低（个子应该用高矮）来形容。说一个人长得真长，又是骂人话――只有男性生殖器才有长得长、长得短的。还有一句话我们也经常说错：“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注意到不光是我们，有些正规的出版物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什么东西是抬头看不到只有低头才能看见的，这不又是一句骂人的话吗，应该说：“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才显得对方的伟岸，需要别人仰视，这才是恭维人的话！

我们到宁夏来之前，宁夏派来接队的人里有许多原来是浙江籍的人，我们就向他学宁夏话。他与我们说黄土高原的特征是对面能讲话，见面得半天，因此在喊人上很有特点：“zo”，而且要根据被喊的人所处位置远近，来决定拖音的长短。同样，在回答问路时，用手指方向“那（音no）里”，也以那字拖音的长短来表示距离的远近。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一句宁夏话，学以致用，到宁夏后，贫下中农问我们老家在哪里，我们猛吸一口气，手指东南方向“那……里”。真恨肺活量不够，表达不出这六千多里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