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枯株文稿: 在旅途中

逃票

Wed, 13 Jun 2007 05:25:34 GMT

要说起逃票的事，我可是个故事篓子。当年生产队里就我一个杭州知青，稍不顺意就想回家，有时一年回几趟，经历多了，当然话题也多。既然朋友们有此提议，我就再来凑点数吧。

有次，我和后来与雁南飞一个矿的宋澄小木陀一起从杭州回宁夏，在上海乘上了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车很挤，早已没座位了，我们俩挤在厕所边的盥漱室里，一路相安无事。我持的是一张不知用过多少次的客快联合票，票面品相较好，改的也比较成功，加上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胸有成竹，一点不慌。小木陀使用的却是一张慢车票，纸质已磨损得像张煤头纸，上面还盖了大小7个各种颜色的章，一看就知道肯定不行。小木陀央求我到时帮帮忙，设法两人用一张车票应付车上查票。车到河南境内，列车开始查票了，我趁列车长在开厕所门查票时，探过身去，主动将票递到列车长手里，查完后当着列车长的面，将票收进上衣口袋。一转身又将票交给了小木陀，我仍不动声色地站着，天衣无缝！小木陀坐在地上装着睡觉，列车长把他摇醒后他迷迷瞪瞪的到处找票，好不容易从毛主席语录里找到票交给了列车长。列车长看了看票问我，你们俩一起的？我赶紧回答：对，一起的，在一个单位上班。车长把票还给了他。

我们这一切行动都是瞒着车长干的，对乘客毫不防范。有个坐在对面的乘客，买了票几天挤不上车，看到我们的一套把戏后很不理解，多了句嘴：你们两人用的是一张车票啊。车长听到这话后马上车过身来，问我索要车票，于是谎言戳穿。小木陀只好拿出了那张慢车票，车长看了看说，这没用，请你到8号车厢补票。

等小木陀一头大汗的挤到8号车厢，列车长早已在列车停站时从站台上回到了8号车厢。小木陀一到就坦言自己是插队落户的知青，队里穷，分不到红，没钱买车票。那车长见小木陀人还算老实，估计那位车长可能也有子女在下乡，动了恻隐之心，就叫他补张加快票。小木陀问，从哪儿补起？车长说，你有5块钱吗？从发现地补起吧。结果小木陀补了3块多钱的加快票，车长又将那张废票还给了他，我们一路顺风的到了兰州。

再来说一个吧：

有一年我在杭州呆的时间长了，准备返回宁夏。有个朋友闻讯后来找我，说他们知青点有个女生最近也要返宁，问我是否能帮忙带着她一起走。那个朋友和那个女生都是和春风的哥哥一个生产队的，熟。再说，那时这也算个常事，不算啥，我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个女生要带个侄儿到西安去，顺路。那小男孩快10岁了吧，很听姑姑的话，乖得不得了，看来问题也不大。那女生的哥哥是解放军的一个团级干部，在西安工大支左，孩子来杭州奶奶家度假，现在要给他送回去。那女生跟我说，我们逃票用假票的事得瞒着她的侄儿，不然给他哥哥知道了不好。

马上就遇到了问题：火车站是不单独出售小孩票的，而我们两张大人票都是假票，万万不敢拿出来的。我灵机一动，买了一张大人票和一张小孩票，转身到边上的退票处退掉了那张权票。然后又买了两张杭州至上海的火车票，到了约定时日，上车离开了杭州。

到了上海火车站，那女生突然莫名的焦虑起来，一定要买票坐车。我身边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如果只买她一张，有张真的在边上，我的假票还敢掏出来吗。她说可以给我垫款，我还是不同意，于是关系就僵了起来。我在候车室找了个角落，独自一个人坐着思考：我想，上海火车站管得严，谁都知道。不管是黑龙江的还是宁夏的，回去时都是先坐船到苏州，为的就是能避开上海。这么说来，敢到上海站来闯关的肯定不多，不会像苏州站那样见了长途票就要审查一下。越危险的地方越太平，试试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买票。我接连抽了几棵烟，镇静了一下，也没与她商量找了个加快窗口就把钱和假票递了进去，一边做好了马上撤退的准备。

常言道做贼心虚，售票窗口的阿姨很忙，根本没有工夫来仔细研究你的慢车票，问了一声加快到哪里，就OK了，两张上海至兰州的加快票就扔了出来。我赶紧拿了这两张真票到那个女生那里表功。

其实那个女生是过于紧张了，不管是进站还是在列车上，见我捧了这一大摞子票（计有一张儿童半票，一张儿童加快票，两张上海到兰州的加快票和两张经加工过的纸质联票），检票人员首先注意的是小孩买票了吗？其次再看你车票加快了吗？这两项都没问题，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列车上的讲用会

Thu, 17 Aug 2006 13:38:37 GMT

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武斗开始无穷升级时宁夏是个重灾区，真刀真枪都用上了，发生了好几起轰动全国的武斗。我们在青年点里孤立无援，南方人目标显著，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自发开会讨论我们的去留问题，权衡利弊，取得了一致意见：三十六计走为上！全体撤回到大后方――杭州老家去。就在我们做出决定，还没来得及撤离时，1967年的8月8日，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就在我们青年点不远处打响了，刺耳的枪声，飞舞的子弹更坚定了我们逃回杭州的决心。

在杭州当文革寓公，虽被称作逍遥派，但日子也不好过。首先是口粮问题，我们的户口都不在杭州了，没有定量供应，那时我们正处于“十八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好在我妹妹插队离家不远，不时背些米来支援。再就是经济问题，快二十的人了，整天游手闲逛，自己想想也不好意思。所以当第二年开春，杭州市革委会提出知青返乡闹革命的口号，我们打听到宁夏已军管，相对比较平静安全后，我们立即就响应了。杭州市安置办提供每个返宁知识青年三十元的车票补贴，也就是说如果经兰州中转，坐慢车自己掏3.70元钱，坐快车的话要出10.50元。

我们几个一合计，决定全程坐慢车返宁，为此还精心设计了旅程和车次：杭州－上海－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兰州－银川。选的车次都是夜间车，这样可以晚上坐车白天逛大城市。那时车票的有效期有十二天，我们准备用足这十二天。这计划很吸引人，到上车时，我们已有十个同伴了。

虽然我们分段乘车，但因为全是慢车，所以都要坐完全程。为了保证在车上能休息好，我们十个人分了工，先由三四个人背着小包提前进站，找到我们要乘坐的列车，打开门（我们都备有列车上的专用钥匙）占好座位，其他辎重部队再随客流进站。

到了西安火车站，轮到我先进站占位，找到那列西安到兰州的列车后发现最后一节车厢有点与众不同。这是一节由老式苏俄软座改制而成的，一排只有四个座，车厢的中间部位隔了一道板壁，后半截是乘务员的休息室。车厢里已经坐着好几个乘务员带进来乘客了，过道上的门却反锁着，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擅自打开门安置好座位就去接辎重部队。

你想，十个二十上下的小男孩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做出来。看到乘务员经常带人进来，就去把过道门用拖把反顶了起来，连乘务员都不让进。西安玩了一天，浑身臭汗就在车厢卫生间盥洗起来。辎重部队上车时遇到两个在兰州工作的杭州人，就一起带了来。车一开动，我们12个人就分成三桌打起了升级小2，车箱里只听见咦里哇啦的杭州话，大家快活极了。

这是个讲究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列车每经过一个大站，都要求我们请示汇报一遍，手摇红宝书山呼万寿无疆敬祝身体健康，唱几首语录歌，然后坐下继续打我们的扑克。有时升级到了紧要关头，要你放下手中的牌，站起来摇那红宝书，确实有点烦人。但也没法子，全国都这样，要不是火车上比较拥挤，弄不好还要叫你跳忠字舞呢。

到了第二天中午，车长带了一大帮人来查车票，查完以后就把过道门锁了起来，宣布要开个讲用会（讲用，好像文法上有错误，不知当时是怎样创造出这个词汇的）。车长首先请罪，他是个代理车长，没领导好这列车的早请示晚汇报，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的不忠。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觉得很惊讶，也很可笑，当然是不敢笑出声来的，这么高的汉子，怎么说哭就哭起来。接着乘警、乘务员、其他乘客都相继请了罪，就我们十二个人无动于衷，手中握着扑克牌还在思考哪副牌输的冤枉，哪张牌出的不应该。

车长看我们还是那样吊儿郎当，就开始点名批判我们。那些个被车长、乘务员放进来的乘客充当帮凶，说我们上车时与解放军吵架：“虽然他们的南方话我听不太懂，但他们说了当兵的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红色长城。”不错，这话我确实讲过，你没见那俩丘八有多蛮横，但我知道这时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我们十二人分坐三处，却像约定好了似的没一人吭声。

没了对手的批判会开不热闹，车长走到我们之一的小平跟前问他是什么成分，这时小平开口了：“车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光问我一人？”车长骂道：“就你最不老实，林副统帅天天在身边，还红宝书不离手呢，你却拿了副扑克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都向着列车前进的方向祝福，你却连身都懒得转……”。小平是我们知青中的象棋冠军，脑子特别灵光，听到这里，他抓到话柄了：“谁反动了，我是面对北京，朝向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你才是最大的现行反革命，指挥全车的人面向西方，背对着北京，你这是什么用心！”小平一席话说得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只听见车轮撞击铁轨接头的声音。沉默了一会，我看事情有点僵，兰州快到了，到时候有麻烦，便站了起来，挑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念：“错误与挫折教训了我们……”。那车长也就借梯子下台，总结了几句就宣布讲用会结束。

小平后来与我分在同一个煤矿，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他偷偷的报名参加高考，被宁夏大学录取。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有哪十个人那次同行的已记不全了。但那事却忘不了，趁这几天得闲，记录下来。可能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会不理解、不相信有此类事，但这确是真的！

革命大串连，我也沾过边（2）

Thu, 10 Aug 2006 06:04:01 GMT

那时正是“上海的一声春雷”，各地造反派都在进行夺权运动，原先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了，什么都由造反派说了算。为了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们这些自由战士都留在生产队干活，而那些脱产闹革命的造反派却反过来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擅自离开生产岗位不能擅自回家。平时粗枝大叶的我这时倒多了个心眼，怕夜长梦多好事多磨，一回到队里即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商量，叫一人立即动身连夜赶往银川，等第二天一早就去红卫兵接待处排队办票。其他要回的人准备一下第二天出发，争取搭乘晚上到兰州的43次车开路，我们离银川四十多华里，用急行军速度要走4个多小时。

果然就在我们派出的人走后不久，造反派们就赶回来了。原来他们听说介绍信已到了我手中了，就赶来问我要，我当然不肯答应。于是当晚就开了一个批判会，说我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要动员三四十人一起回杭州，动摇军心等等等等。其实那时坚持留队参加劳动的一共只有二十余人，贫下中农一听也慌了，也跟着起哄。我那晚表现得很勇敢，我是个自由战士没参加造反组织我不服他们管，我说介绍信就在我这儿，可就是我回不了杭州也不会拿出来给你们的。批斗了一阵，见没什么结果只得不欢而散。会后那造反派头头来找我摊牌，原来他们叫我们别回杭州自己倒想回杭，说是几个头头要到杭州学习培训，那张介绍信本来就是他们搞来的，是我那同学不负责任，流落到我的手上。要我把介绍信拿出来，可以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跟着他们一起回杭参加学习培训。说得天花乱坠，我仍然不肯松口，谈崩了。那人恶狠狠地说：“我们走不了，你们也别想走”。我知道他们在队里奈何不了我，打了一冬天场，扬了一冬天的粮食，我与贫下中农的关系铁得很，我才不会怕他们，不过会后真的有好几个人不敢走了。

我们几个铁杆分子还是按原计划赶到了银川，在约定的地点遇到了先遣者，好在车票已在造反派去联系之前就搞到手了，这着棋我们走了个先手。银川到杭州可以经北京中转和经兰州中转两条路可走，早上和晚上南北各有一趟快车和一趟慢车，我们搞得车票是第二天晚上的43次直快，经兰州转车。怕节外生枝，我们立即动身赶往火车站去观察去灵灵市面。

银川的老城区很小，有外地人形容是东门点灯西门亮，南门炒菜北门香。火车站在新城，也出奇的简陋狭小，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省会城市的火车站。等我们赶到火车站一看，不出所料已有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杭州知青带着红袖标在四处转悠了，可以肯定都是来对付我们的，因为晚上有一趟43次快车，终点是兰州。那时的夺权运动在各地兴起，到处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武斗升级，看来晚上是走不了了，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只得分散找地方隐蔽。

正在我们像做贼似的东躲西藏时，发现另有几个杭州知青，也是鬼鬼祟祟的，好像在有意避开我们。我考虑了一下走上前去打招呼，原来他们都是在李俊公社插队的，前段时间在火车站货场里搞副业当装卸工。现在工作结束了也想回杭州，但是搞不到票。今天见到杭州知青的造反总部派了那么多的人来，气氛不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见到我们，还以为我们也是造反派总部派来的，所以一直躲着我们。我把昨晚批斗的情况跟他们讲了，他们拿出几本已作废的学生证给我看，说他们撕掉了盖有“已毕业”的那页，想来碰碰运气搞票，但没成功。我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提供车票，条件是要掩护我们平安上车。他们在车站货场搞副业有段时间了，车站上的情况熟得很，就领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休息，并商量明天的具体对策。

他们的青年点可以坐慢车到黄羊滩站走回去，商量以后决定以这个正当的理由，来掩护我们上车，然后坐慢车经兰州一起回杭州。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给我们每人买好一张0.6元的银川至黄羊滩的火车票，并且提前将我们大的随身物品先弄到站台上，然后故意张扬地回到候车室，主动和那些人打招呼，说是这里活完了要回生产队去。有几人还装模作样地跑过来与我们攀谈，我们也有意大声告诉他们要坐一小时后的44次车经北京回杭州去，来麻痹那些守着进站口的造反派们。慢车到站后，那几个李俊的人也不急着进站，站在那里热情的与这些人握手道别。等最后两分钟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们突然站了起来，冲到检票口，手持准备好的短途车票检票进站。等那几个造反总部的人发现上当已来不及了，火车已经在语录歌的乐曲声中缓缓启动了。

火车离开银川后第一个站就是黄羊滩，一过黄羊滩，我们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了，哈哈哈。那时心情真是兴奋得无法形容，只想唱歌。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造反的歌，唱军垦战歌的插曲，唱东方红里的歌，凡是那时可以唱的都唱，唱累了也不肯歇下来。这时有首歌的旋律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就是那首用口哨伴奏的《远航归来》。我真想大声唱、高声的唱出来，但又不敢，那时是不让唱这样的歌的――

“远处的河山遥遥在望，远处的炊烟招手唤儿郎，啦啦啦啦啦，招手唤儿郎，祖国的海岸绵延万里，银色的浪花也使人感到亲切甜香……祖国，我们远航回来了，祖国，我们的亲娘……”

革命大串连，我也沾过边

Wed, 09 Aug 2006 05:25:03 GMT

当老三届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风风火火的进行革命大串连，举着革命大旗高喊着造反有理到处煽风点火时，我们已在远离家乡六千里外的黄河边插队落户快一年了，强烈的思家情绪日益高涨。被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所吸引，不甘心在农村就这样死气沉沉的抓革命促生产，同时也真的是为了关心与参与故乡及母校的文化大革命，几个在县城边上插队的知青，于1966年7月5日跑到县委去贴了张大字报，要求批准回母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想这可捅了个大篓子，大字报被打成了反党大毒草，一批黑七类的崽子，竟敢向共产党的一级组织政府提意见，这不是造反吗还了得。县委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进驻每个青年点展开肃毒，把我们分成左中右三等，一定要在我们中间揪出小邓拓小海瑞小三家村。贫下中农都知道“邓拓吴晗沫沫沙（口号如此，非我笔误），三只恶狼是一家”，想不到在自己的身边也有了他们的爪牙，不批倒批臭还行吗，弄不好要江山不保的呀！。

像我们这班年龄的人都知道，那时有群专为搞政治运动而活着的人，白天整材料晚上等我们收工吃饭后，连洗都不让洗一下就点上煤油灯开批判会，搞人人过关。一搞就是大半夜，也不管别人明天一大早还得下大田劳动。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有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串连到我县，看了我们的大字报造了县委的反。说这张大字报是革命大字报，揭开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盖子，点燃了当地文化大革命之火，是炮打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当地的黑爪牙的。这几个红卫兵是北京哪个大学的，时间久了已记不起来了，但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是钦差，有尚方宝剑。县委走资派把他们的话当成圣旨，当即撤掉工作组并给我们平了反。北京来的红卫兵鼓励我们要出去造反，到别处去点火、去煽风，去闹革命。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我们杭州知青也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

在我的《自嘲》中我说过，受家传影响我做事瞻前顾后胆小怕事。在大伙到处造反闹革命时，我却与几个与我差不多情况的人躲在生产队里促生产。一年的辛苦，粮食堆在场上总得有人去打、去扬、去归仓。青年点里只剩十来个人了，干活没人管了，自由自在，日子过的也算轻松愉快，但回趟家的念头还是挥之不去。有次我从银川回来的路上，在搭乘卡车时遇到一个不在一个公社插队，已长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刚从杭州回来，我与他谈起了杭州，谈起了那些还留在杭州的同学，谈起了母校和老师。看我羡慕之切，他掏出一张介绍信向我炫耀。这是张杭州一个中学造反组织开出的介绍信，名额有35位，上面有沿途一路接待站的接待印章，真的很。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慷慨地送给了我。那已经是1967年初了，中央文革早就发出停止革命大串连的通知了，号召各地的红卫兵们要抓紧返校闹革命，因此凭这张介绍信是很容易弄到到杭州的返程车票，而且名额有35位，我高兴极了。

（未完待续）

逃票种种

Thu, 05 Jan 2006 12:18:29 GMT

一、扒货车

扒货车也叫扒煤车，是逃票的最初级办法，又脏又累又危险，我从来没试过。这是一种想回家又没钱买票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听说黑龙江的兄弟用此法的较多，虽然不时有冻死摔死轧死的消息传来，但是还有人试用此法，可见当时知青地位之低下。他们宁可花上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担惊受怕餐风宿露饥寒交迫，为的就是能省下四五十元车票钱，为的就是见能到父母姐妹享受家的温暖，为的就是暂时离开那艰苦的环境看一看自己的故乡……

扒车次数多了，也摸索出一点窍门，比如，扒车前先看一看车厢上的调度票，上面如有急字就相当于快车，一般小站不停走到快。当然最好碰上运鲜活货物的列车，那走得更快。我就听一位朋友说过，他曾扒上一列运西瓜的列车，吃了一路西瓜不说还特别的快，不过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二、扒守车

守车指一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是运转车长工作的场所，比一般车厢要小的多。那时通讯手段落后，没有移动电话和远距离的无线通讯设备，运转车长背着一部手摇电话机和几节“钓鱼杆”，列车要是途中出事，运转车长就赶紧跑到铁道边的通讯线路下，接长钓鱼杆将它挂在电话线上与车站通话。守车虽说只有车长一人，但按规定是严禁其它人搭乘的。

扒守车其性质与扒货车相仿，但如果遇上心善的或耐不住寂寞的车长，坐守车比坐票车还舒服，我只在短途乘坐过。小小车厢一分为二，中间一个小火炉，挺暖和的。我们称是铁一局的工人，那车长嘟嘟囔囔的表示不欢迎，然而也撵不下我们去。

我的一个朋友有次在银川火车站遇到一列兰州炼油厂的自备油罐车，那车长就很好，与我们那位老兄侃了一路（宁夏话叫pia了一路）。他告诉我的朋友，这趟车到兰州只停八个站，每星期周二、周四发两趟。当知道他是杭州到宁夏来的插队落户知青，要回老家去后，到了兰州站还领着他找到往南的货车，托付给他们一个段的另一位车长。这事马上在我们知青中传开了，不知后来还有没有人去坐过那趟油罐车。

三、演双簧

雁南飞网友说：“不知古兄有没有听到过当年一个在各知青点广为流传的故事:养和公社一对知青夫妇,为了回杭探亲,在火车上假装开窗户,一阵风刮跑了火车票,(当然此车票是过期的)男的还打了女的一个耳光,在哭喊声中,众邻座纷纷为他们向列车员作证的辛酸活报剧”。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不过当时他们还不是夫妇，只能称为准夫妻吧，他俩在我们那拨知青中是属于早恋的一对。风刮跑的也不是过期的车票，只是一张站台票。这是一对天才演员，一次杰出的演出，多年以后我在看到《假如明天来临》这本书所描述的情节时，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那次登峰造极天衣无缝的表演。

根据预先制定好的脚本，他俩买好一张银川至杭州的快车票和一张站台票就上了车，两张票虽然票价相差悬殊，但外观却差不多，一样大小的硬板票。车从银川开出时，还不算太挤两人很快找到了个靠窗的座位。在以朴实的西北人为主的乘客中，这两个南蛮子本来就显眼，再加上他俩一路上毫无顾忌的卿卿我我，更是引起旁边乘客的关注，很快他们与邻座的都打的很熟悉了。都是些长途旅客，没事了无话找话，谈的最多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废话，那男知青从口袋里掏出车票，一边把玩一边叹苦：“四十二元五呐，一个劳动值才几毛钱，一年辛苦不够一张车票”。边上有好事者接过去传看：银川到杭州，两千九百多公里，也够远的，要走几天啊，可以报销吗……。这时那个女知青一把将正在互相传看的车票夺了过来，放进自己的衣服兜里，开始絮絮叨叨的数落起他的男朋友：这么贵的东西就那么不注意，万一丢了怎么办。众旅客见她不快活了，也就知趣的赶忙转换话题海阔天空继续聊开了，不表。

那时是夏天，列车行驶途中都开着窗，聊够了大家正昏昏欲睡时，突然被那位女知青的咳嗽声呛醒了。原来她喝水时不慎呛到气管里了，对着车窗咳得满脸通红，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嘴，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张车票也随着带了出来，又忽忽悠悠的向窗外飘去。只听到一声“不好”，那女知青也不呛了，惊叫一声后就干嚎起来。他的男朋友不但不去安慰她，反而怒气冲冲的埋怨他：“这是一年的辛苦那，还想不想回家了，放在我这儿好好的，你又要牵丝绊倒（这是一句杭州方言，形容多事的意思，一般说牵萨萨）的拿了去，这回好，回不成家了……”。那女的本身理亏，只是一个劲的哭，众人怎么劝也没用。那男的越骂越来劲，竟动起手来，那女的吃不起这亏，不想活了，要爬窗跳下火车去。吓得边上旅客拉的拉，扯的扯，忙的不亦乐乎，有几个头脑清醒点的旅客赶忙去叫来乘警和列车长。

列车长和乘警一到，这场闹剧也很快平息了下来，众旅客纷纷向列车长他们介绍这对恩爱情侣吵闹的经过和原因，并都保证亲眼看到过那张车票是银川至杭州的。这时那个已停止抽搭的女知青，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一张票说：“我们是一起买的两张票，我的那张一直保存着，他的那张……”说着又开始掉眼泪，又抽搭起来。

列车长在充分了解了情况后，安慰了他俩，并为他们开了张证明。到了北京站，乘警还领着他们到车站派出所，介绍到开往杭州的列车上去，一路平安的回到了家。

他们的办法没人敢仿效，不信，你试试看，列车长会毫不留情的回答你：“遗失车票与遗失人民币性质一样……”。

四、代用票

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

铁路在偏僻的地方有种小车站叫乘降所，不设票房上车后由列车长补票，用的就是代用票。从黄羊滩到银川就有个西干车站就属于乘降所，那些插队在黄羊滩附近的杭州知青就动起了代用票的主意。西干很容易改成南平，你别看印刷体的西字和南字差别很大，但手写的西字很容易改成南字，你要不相信，可以马上试试看。因为黄羊滩距西干只一站路，一般车长不填公里数，查全国铁路里程表算出黄羊滩到福建南平路程代车长填上。票价一栏车长只填了0.30，再帮他在十位数上补上个数就可上路闯天下了。

这个办法我听说后也试过一次，成功！

那天一早我赶到银川火车站上了到包头的慢车，上车补了张到银川过去的西湖乘降所，列车长在开票时觉得复写纸旧了，写完后随手扔了换了张新的，我趁他不注意捡了起来，记不起来那次是与谁共同作案的，可能也是那个通桥老乡吧，我们是老搭档。补完票列车还没开动，赶快下车出站，买了一盒精装香烟，找了个地方，将烟拆开取出里面的锡纸，把锡纸后面那层半透明的衬纸小心剥下，覆在代用票上固定好。然后按车长的笔迹将西字改成南字，填上中转站名路程公里等改好票价，再衬入复写纸照描一遍，所有工序就完成了。

    在查铁路里程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南湖车站是沪杭线上唯一的一个乘降所，每天只有一趟慢车在此停车两分钟，按道理不应该发售到南湖的车票，只能售到嘉兴或是附近的王店车站。管不了那么多了，晚上，在开往北京的44次列车快要到站之前，我勇敢地将票塞入银川火车站的售票窗口：“给我加快到北京。”
     “沈阳方向吗？”售票员大概是个东北人，知道沈阳有个南湖公园。
     “不，嘉兴方向。嘉兴南湖，党的一大召开的地方，不知道吗？”
     “那加快到上海。”
     “好的”，我赶忙将钱递了进去。就这样，我的假车票配上了一件真的外套。

这也是一次智能犯罪！哈！

五、其它种种

关于利用有效期及涂改车票逃票，我已在“最后一次逃票”中有详尽的描述，这里不再添足。有的网友戏说这是智能犯罪，我倒想起来了那时有一个靠边稍息的宁夏大学教授，在听了我们逃票经过后感叹道：“你们应该去读书去上学，你们可以成为造原子弹造火箭的人才，现在把这些聪明才智用到歪门邪道上，也是被逼无奈，可惜啊，可惜！……”

也大有同情帮忙的人在。李俊公社有个杭州知青的亲戚是呼市铁路上的，来信要他帮忙搞点大米，这位朋友已回杭州了，队里其他知青正好也要回杭州，就冒充他送大米到列车上。这是一趟包头到兰州的慢车，车长很好，到了兰州叫他们补了三毛钱的票让他们出站，而且跟他们说，如果跟他回包头，他可以帮助他们到北京。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经常有杭州知青算好他的班次，送大米搭他的车。大米他以市价用全国粮票购买，车票只要是黄羊滩上车的杭州知青不管送不送大米他都不闻不问，有时查票到了跟前了，说一声这是黄羊滩上的就过去了。对知青来说，有点全国粮票正好回家补贴点家用，按现在的说法是双赢。到后来，我们知青中有个积极追求进步，斗私批修搞得比较好的同志写了封揭发信到铁道部，听说那个列车长受处分了，车长也被免了。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真有点对不起他。

还有的知青为了回家逃票，搞全武行的，也有的按我们杭州话说来是“赖倒作”的。我就有一次在车上遇到一伙穿着黄军装、自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三师的北京知青，挤在车厢一隅，一上车就公开声明：“我们是知识青年，我们要回家过年，我们没钱买车票……”。车上工作人员也奈何不了他们，好不容易把他们从这节车厢撵下，他们又会从另一节车厢上来，不到北京站真难把他们请下车。在京包、包兰铁路沿线，在43/44次旅客列车，那时农建十三师是鼎鼎有名的。

纵观知青当年采用各种办法逃票回家，究其原因，当然与知青当时所处地位环境收入等等因素有关。但也与那时社会的无政府现象，各种规章制度被打翻，管理不严有关。当然也有革命大串连中乘车不要钱的后遗症因素。

最后一次逃票（下）

Fri, 30 Dec 2005 05:35:25 GMT

记得是1971年开春，我与通桥老乡动身回宁夏准备到队上参加一年一度的挑春渠。按我们的旅行计划，用1.80元买张杭州至苏州的夜班轮船票，到苏州后玩一天，晚上乘慢车到南京转快车经北京回宁夏。

可能是在苏州玩的太尽兴了，放松了警惕，我一到检票口就被检票的捉住了，同时被捉的还有位难友是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通桥老乡一看情况不妙，乘机遛了出去，将随身行李寄存后来到关我的车站值班室门口看热闹。处理我们的值班长还算客气，关了我们一阵等他处理完其它事务后就进来让我们学毛主席语录。他的记性很好，就像备好课的老师讲课时不用看课本：“将语录翻到第几页念第几段……”，一点不会出错。念的语录都是针对性很强而我们平时不怎么用的，印象很深的有那段什么流氓犯投机倒把犯的语录，那人板着脸，一股严肃的样子，听着我们结结巴巴的念毛主席语录。念完语录，给我们发了一张纸叫我们写检查。

本人虽然只有初中毕业，写作水平却还过得去，这方块汉字，祖传功夫写的也还不错，看这苏州火车站只文斗不讲武斗，胆子也大了，很快就用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样板戏唱段凑成了一份我的检查，记得开头第一句就是引用革命样板戏《海港》中韩小强的唱段：“我，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那人拿过去看了，似乎还感满意，那一脸严肃渐渐的松弛开来了。一会儿，黑龙江难友的检查也完成了，他看完后就说没我的写的深刻。这时他变得很好说话了，他告诉我们，这两份检查连同那两张废车票要一起送到铁道部备案，他说，现在用这种办法用假票乘车的太多了，只要看见有用这种长票子来苏州中转的，我们就要留下来查查……。天哪！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过来，他当时并没有发现车票中的破绽，是我太心虚了。

教育了我们一大会，他可能也觉得累了，就跟我们说：回杭州去，问你们父母要钱，购买车票回你们插队的地方。然后就莫名其妙的释放了我们。
走出门，与通桥老乡一商议，决定到轮船码头乘船到无锡再研究，“跌到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战斗……”。那位同时释放的黑龙江依兰县的知青，也没了主意，跟着我们一起走。路上，他跟我说，你在检查里说是用退色灵改的车票，不能这样说，退色灵是特务用的工具。这我倒不以为然，这行为本身就有点特务色彩。他又跟我说，他的检查里用的都是假名假地址。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坐不改名立不改姓（在这虚拟世界情况不一样），这回倒吃亏了，我怎么没想到。他说，这些材料会转到公社里去的，车票钱也会从年终分红时扣的……。听得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第二天一到无锡，我们就到火车站去侦察情况，一看无锡车站戒备森严，情况不妙，我们的心情沉重起来了。那位黑龙江依兰县的杭州知青，也没辙了，我们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通桥老乡与我商量后，把他叫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拿出一个茶叶罐，摇了摇，里面露出了个小纸卷，抽出来是张伪造好的杭州至黄羊滩的火车票，与那位难友说：“凭这张票可以到北京，北京站买站台票不限制，买站台票进站后找东北的列车上去，一般列车员不会知道黄羊滩一定是在西北的，你有胆量就可混到东北。这张票给你，条件只有一个：我们两乘下午到南京的车，你不能跟我们一起以减小目标。”那位龙江哥儿感激的接过票，爽快的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旋即离开了我们。

1972年，我就成为国营煤矿的正式职工，开始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就再也不用冒险逃票了。
2005年12月30日星期五

最后一次逃票（上）

Wed, 28 Dec 2005 12:00:04 GMT

银川经北京到杭州，铁路里程2934km，客快票价42.5元，车票有效期12天……

每个到宁夏插队落户的杭州青年，都知道这些数字。想回家看看，又掏不出打票的钱，于是就打起了车票有效期的主意：两人合买一张车票，一人先走，到上海不出站，直接将用过的车票装入准备好的信封里，投到列车邮政车厢的信箱里（这样可以减少到邮局的中转环节），然后找到杭州的慢车上车补票回杭州。第二人要早早在银川找个地方等着（信要到生产队这点有效期是不够的），接到信后立即出发就可以在有效期内安然回家。

这个方法很灵，屡试不爽。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许多新的窍门，比如车票不能买到杭州，杭州是大站，哪个车站都有现成的硬板纸的票，不容易做手脚。如果买到萧山长河头，那是在同一个计价段的站，票价是一样的，北方的车站没有现成的票，就需要用手工来填写那种纸质的联票，这样就容易后期加工。而且到萧山长河头，杭州不是终点站，出站时车票还可以名正言顺的保存。另外，在买票时，要尽量挑容易涂改的日子成行，比如1日，第二人就可改成7日或11日。到北京时，尽量不去签票，先用的要尽量保持票面整洁……

但是，无论怎样仔细，车票上总会弄上点纪念的，比如车上查票盖的章、画的符号，中转时贴的座位标签、盖的日期车次等等的章，后面走的人要对车票进行加工。这是一个技术活，不仅仅要去掉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而且还要保留车票原有的底纹。我们尝试了好多化学试剂，常用的有酒精、草酸、高锰酸钾等等。我的朋友通桥老乡就是个中高手，他用火柴棍削尖了蘸药水沿着笔画慢慢涂改，有时遇上油性的印，去除时损坏了底纹，他会在合适的地方踩上一个脚印或特意弄上一个污渍。经常有知青拿票来要求我们帮忙，我们的加工条件也不苛刻，只是要求他们将用过的废票留下来送给我们。这样，等我们想回家时，身边就会有好几张废车票，再矮子里面拔长子，挑几张稍好点的用几张备份几张。

父亲一生谨慎，循规蹈矩，他极力反对我们这种损公利己的做法，但是他又无奈，他一个月的工资除了给我买一张单程车票就只够我旅途的花费了，全家五口人这一个月的吃吃喝喝又怎么解决呢？而我在农村，一年总收入还不够一张车票钱，只得奉行鸵鸟政策听之任之，装着不知道没看见。

我们那时想得也很天真，那么大的火车，添上我们两个也不会增加多少负荷，我们上不上它还不是照样跑。那时我们经常回杭州，以至于我妹妹的同学见了我惊呼，你到宁夏来回一趟，比我去临安还方便。

往事

Sat, 24 Dec 2005 13:39:44 GMT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季节了。各种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的民工潮、学生流，加上探亲流、商务游、旅游热，年年都在创新高，炒得不亦乐乎热闹非凡，不禁钩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年轻时在大西北的一个煤矿里工作，每年可以享受一次12天的探亲假，为了充分利用春节的三天国定假日，几乎年年要在春运大忙期间凑凑热闹，回想起来真有点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春运，条件没现在那么好，火车还没提速班次也没那么多。公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也没听说过有什么高速公路。飞机虽然早就有了，可我们级别不够，再说就是买的到票也不给报销。只有铁路，允许乘坐直通硬座快客，所以当时乘车的人以探亲族为主。当然也有民工，不过那时称为盲流，远没现在风光。

年年的挤车也使我们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比如要避开高峰期；再有上车时，要奔向最后一节车厢――春运期间，一般列车都加挂车厢，列车要比平时长的多。到了一般小站，往往最后一节车厢已经停在站台的外面了，很少有人上车，最后一节车厢往往是最空的车厢。记得有一年，挤怕了的我一直上班到腊月廿九才动身，准备到火车上过年三十。这主意果然不错，车站里已没有往日的喧闹，买车票也不用排队了。上车就直奔最后节车厢，发现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寥寥几人。我赶紧找了一个三人座的长椅，安置好所携带的行李包裹，准备躺下来美美的睡一觉――下了班就急着赶火车站，还没好好休息过呢。

火车启动不久还没过石嘴山，乘警就查票来了。真讨厌！当知青时，没钱买票，要回家只能靠逃票，见了查票就心里发慌，能躲的就躲，能逃的就逃。现在我是堂堂的国营企业正式职工了，每年一趟探亲假，可以报销来回硬座普快客票，谁害怕谁呀，就是耽误我的瞌睡罢了。可能是最后一节车厢了吧，那位乘警查完车票后竟在我对面的空座上坐了下来，问起我的身份来，我拿出探亲证明，他仔细看过，又问了些什么结过婚没有、有小孩了吗、在煤矿干什么工作等等与坐火车毫无相干的问题。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问这些干吗，是存心不让我睡觉吗？看着他头上的大盖帽，我也只得老实作答。

可能那位乘警已看出我在敷衍，就掏出烟递给我，并说出找我的用意。他说前面车厢里有个孕妇，快临产了，希望你能协助我照顾她一下，这儿人少，你对面又正好是个空座，你又是一直要坐到北京才下车。然后又交代了些注意事项，告诉我不会有事的，列车上经常会遇到此类事，列车上是有经验处置的。这个乘警说得很客气，容不得我怎么婉拒，只得答应下来。
一会儿，那乘警就费劲地背着大包小包领着那位孕妇过来了。我帮着乘警安置好那孕妇的行李，又把我那朝向火车前进方向的位置让了出来，给那孕妇休息。乘警坐下与我们聊了一会，起身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于是就把照顾孕妇的事正式移交给了我。

那孕妇很健谈，她告诉我，她是个解放军战士，在驻银川的一家陆军医院工作（遗憾，我已经将这医院番号忘了，在宁夏是很有名的），是个护士。她说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怀孕五个月以上不能穿着军装。她还告诉我，当时一起参军的姑娘，现在排着队的接着生孩子，排不开班了，一直请不到产假。她又担心万一在车上就生产了将会多么尴尬。我就将刚才乘警告诉我的话讲给她听，告诉她，到时候会给你转移到乘务员休息的卧铺去，车上的广播会在乘客中寻找医务人员，这在旅途中经常会遇到的，不用紧张。她对我的身份很感兴趣，没完没了地问我煤是怎么採上来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好在我那时是个采煤技术员，要不然还真不好对付。她告诉我，杭州还没去过，西湖的美却早就听说了，很是向往。

别看我是大老粗出身，却绅士得很，我都在打水或是上厕所时才偷偷吸烟。乘警同志一有空就过来坐坐，这是个大个子中年人，沉默寡言很威严的样子。但他却是个很细心的人，有一次他过来，那孕妇上厕所了，我们就又开始对坐着抽烟。抽了一支烟那女的还没出来，乘警就坐不住了，走到厕所门口，用钥匙敲敲门问清楚没事才返回座位。就这样一连问了好几次，回来摇摇头跟我说，怀孕期很容易便秘，这也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一直等到那孕妇回到座位他才放心离开。

经过八达岭青龙桥，经过詹天佑设计的人字形铁路，列车就调了个头，我们那节车厢成了第一节了，北京快到了。那个孕妇一路平安这时倒焦虑起来了：她临上火车才发的电报家里不知收到了没有，有没有人来接站；要没人接站，这大包小包的怎么办？我安慰她说，我回杭州44次换乘45次，在北京要呆23小时59分钟――44次进北京站正好45次出站，到时候我可以送她回家。她知道我在北京无处落脚，就热情邀请我可以上她家休息。她说她家离车站不远，房子还挺大的。她又跟我解释大包小包里装的都是些宁夏的大米和黄豆、花豆等土产，北京的供应太差劲了，只得带点年货回去。

列车徐徐地驶进北京站，她老远就发现她家有好几个人等在站台上接站，激动得从窗口探出半个身子摇晃着帽子。等列车停稳后，我将她扶到车门口交给了她爱人，她激动的一个劲地锤她的爱人。我又回到车厢，从车窗里把她的大包小包都递了下去，一伙人簇拥着她慢慢的向出站处走去。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我惘然了，一种无名的失落感油然升起：怎么连个谢谢都不说，哪怕就像北京人习惯说一声回见也行啊！她一定是激动的忘了……

我无精打采的随着人流出了车站。在站前饭店里点了几个菜，要了一扎啤酒，开始了我的年夜饭。喝着喝着我突然想起，我也忘了与那乘警道声再见了。他是个好人那！虽然对他说来，这不过是他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小事一桩，但我却是被深深感动了。雷锋走千里，好事做万件！

这事已过去二十几年了，但每当过年我就会想起，不知她养了个男孩还是女孩。屈指算来，那小孩应该可以硕士毕业了吧？真想得到她们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