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枯株文稿: 矿山记忆

采煤技术员（二）

Mon, 05 Feb 2007 12:40:00 GMT

当技术员没多长时间，矿生产科的老爷们不知怎么看中了我，正好那时矿上分来了一个学采煤的中专生，就叫他跟我实习。于是采煤一区有了两个技术员，一个是代理的，一个是实习的，但没一个是正统的。

新来的技术员姓韩，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煤校毕业生，分到我矿工作。年轻人，对于那个工作一点也没兴趣，很不安心，也不肯下井。我也没办法，那个年代又不鼓励跳槽，只得苦口婆心言传身教，采煤技术员责任重大，上班万不能够敷衍了事的。

那时已到了拨乱反正的年代，一切都已开始走向正规。煤炭部准备在北京召开一次安全工作会议，采煤队十年以上和掘进队二十年以上无死亡事故的都能上京参加会议，接受奖励。自治区找不出达到标准的采煤队，我们采煤一区建队8年多无死亡事故，属于我们自治区的第一块牌子了，于是也被选中了。区长高兴极了，让我写一份安全总结。那天开会讨论时，我多了个心眼，特意在会议记录上注明：技术员脱产写安全总结，采区生产技术工作由韩技术员（那个实习生）全面负责。

那空洞的总结真难写，几天了还定不下来个思路，那天在路上遇到驻矿安监站的秦工（也曾经在我们采一任过技术员），问我催要那份总结。我回到宿舍，摊开了资料想拿出个初稿让他们先讨论起来再说。刚没写了几个字，有个上中班的小工人推门进来，看我摊的一桌的安全资料说：“还写安全呢，早班出事故了!”，我一愣，那小鬼告诉我采一早班出事故了，矿长已到井口处理去了。我一听扔下笔就往调度室跑，到了那里，矿长已回到调度室了，阴沉着脸告诉我：“伤员已送矿务局医院了”，我问他小韩呢，“送伤员去了”。

我回到宿舍，觉得有点心神不定，怎么也没心思写那安全总结了。受伤的工人是66年进矿的河南亦工亦农合同制井下工，老工人了，刚从采煤三区调到我们采一来的。我并不认识他，只是有天早班班前会上，我见到问了问他，他递了棵烟卷给我。正胡思乱想间，忽然听见宿舍外有人在问我住哪儿，我知道大事不好，赶忙跟着那人到了调度室，矿长冷冷地对我说，看记录！原来那位工人不幸内脏受伤，送到医院时还神志清楚，想不到过了一会就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我赶紧跑到井口矿灯房，拦住刚下班的矿工不准洗澡，准备事故追查。一会儿，矿务局、安监局追查事故的人都到了，来了好大一帮人，但我只认识谭工一个。他们一到马上换衣服下井勘察事故现场，我与那些刚下班的工人一起，忐忑不安的在采区会议室等着。

时间过得真慢，我不时到井口去探望。勘察组的人上来了，也不洗澡，就把当时在死者边上作业的人叫到调度室了解，谭工走过我身边时，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说，不要慌张，没你们什么事。

经过现场勘察和事后追查，认定是由于本人操作不当引起的事故。工作面的工程质量是好的，我们工作面有一层时薄时厚性脆易碎的伪顶（指顶板岩石与煤层之间的一层煤质页岩），那位工人因在此工作面工作不久，不了解它的特性。当然也有偶然因素，正好砸在他的要害部位，造成了这起死亡事故。

开完事故追查会，天已很黑了。很巧，那天寇工、谭工、秦工，加上我和小韩，除了朱娃子为了与老家近点已调到江苏大屯煤矿外，我们采煤一区历任技术员都到齐了。大家围着我和小韩说，我们辛苦了那么多年保持的自治区独生子女证毁在你们两人手里了！我耷拉着脑袋不敢吱声，小韩则一个劲的给几个老前辈递他刚买的大中华香烟。一时无语，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老寇悻悻的说：“没经过处理死亡事故，也算不上是个真正的采煤技术员！”

采煤技术员

Fri, 02 Feb 2007 04:00:01 GMT

我们刚到矿山时，对我们的看法和传闻很多，都以为这批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当不好井下工。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对知识青年影响也不太好，认为我们都是些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不良青年、问题青年。因此，我们这批新工人各个采区都不欢迎，一时分不下去。于是矿上临时决定成立了个采煤四区，配备了几个采区干部，以我们这批刚结束下井培训实习的杭州籍的新矿工为主，调入几个其他采区的老油子，分到4812工作面开采8层煤。由于人员不足，我们采区配置只有一采一准：李俊公社来的大部分被分到准备班，我随我们通桥公社的到了采煤班。区长和指导员都是老区来的东北银，8级半的老矿工，文化不高。记得指导员第一次训话，讲到安全时说：“要是工伤丢了腿，路都走不成；要是丢了胳膊，给你个大姑娘怎么搂”，我们听了面面相觑，要知道那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呀！

技术员姓谭，也是东北人。他是65届高中中专毕业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老矿工叫他谭二竿子。我们都很尊重他，他也很喜欢到我们跟前来卖弄他的知识。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这个以新工人为主的、不成建制的半拉子采煤队，生产产量、工程质量都在其它几个老采区之上。这批城里娃娃，经过农村8年的磨练，理当应刮目相看。能吃苦，能听话；接受能力、反应能力又强，很快成了什么活计都拿得起的大工师傅。井下的活计虽苦虽累还危险，但比起插队落户来，优势还是明显的：首先，吃饭不用愁了，矿工食堂一天24小时供应，随时都可以吃得上。其次，劳动报酬有保障了，一个月的收入顶农村一年的分红。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加之还是新工人，干活也老实，不会投机取巧，也舍不得将煤就那么随便扔了，工作面扫得干干净净，矿上经常组织其它采煤队到我们工作面来参观。

按我们的产量折算，如果我们是个两采一准的标准采区，就可达到部颁标准。矿上领导为了创建一个等级采区，决定将采四与采一合并，谭工利用这个机会调了出去，后来他被抽调参加了煤炭部英国进口综合采煤机安装大会战，回来后调安监局任工程师，暂不表。新成立的采煤一区技术员还由老采一的老寇担任。老寇是陕西人，大学毕业，工程师。由于成分不好，文革开始后就下放到采煤队任技术员，好几年了，老工人当面开玩笑似的叫他寇地主。他的脾气很倔，不喜多说话，班前会偶然来了，也就关照一下工程质量和安全上的注意事项。遇到放高产，矿上机关干部都下井支援高产了，他却衣冠楚楚叼颗烟卷到处转悠。而平时，工作面稍有什么变化，他就早早下井处理了。老寇后来还是重用了，调生产科不久就被任命为矿总工程师。

接替寇工的是小谭他们的同班同学朱技术员。他是江苏常熟人，说起来与我们也算得上是半个老乡了，因此我们与他也是没大没小的，经常用沙家浜的戏词来奚落他，什么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啦，什么司令要结婚请来日本人啦，他从不会生气。听说朱技术员就是因为没有架子，老与工人打成一片，领导嫌他没有威信，谁都可以叫他朱娃子，因此他的同学都另有重任了，就他还在采煤队当个技术员。听说在学校时，朱娃子的成绩比他的那几个同学都要好。

有时我们在干活，朱娃子过来了，我们就会问他：“朱技术员，这里怎么干？”，他也知道我们在故意捉弄，就说：“我又没技术的，你们自己干吧”。有时他发现什么来要求我们做，我们就会把刨锤扔给他：“你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看”，这时候他就会在我们的欢笑声中溜了。

朱技术员后来终于调到通风区去当技术员了，学采煤的先要学通风，采煤技术是个综合学科，机也要懂一点，电也要懂一点，百搭。接替他的就是我，他带了我一段时间，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就走马上任去了，好在总工程师寇工很熟，对我印象也不错，经常指导我。寇工对我意见最大的是我写东西喜欢用铅笔，老花眼，看起来吃力，但那时我一点没那个感觉。

我每天带把2m钢皮卷尺下井，我比朱技术员的优势在我看到不顺眼时会说：“干不好了把锤给我，我干给你看”，井下工都是些血性汉子，谁也不愿意丢人现眼的。其实我那时实在也是在充胖子，平时干活时，一门心思在活计上，并不怎么觉得害怕。现在不用干活了，四处转悠，顶板一来劲，那坑木被压得嘎嘣嘎嘣的响，听了总觉得会“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哪还敢钻进老塘里去干活。

技术员是当然的队委会成员。基层单位，没那么多讲究，有时队委与支部联席开会，我也会参与组织生活。我有个朋友那时是个副区长，积极靠拢组织，申请书打了好几年了，可是他家社会关系太复杂了，而且都散居在苏沪杭一带的风景名城，矿党委为了对他的政治生命负责，已派了好几批外调人员进行外调，但每次审查，总还留下点尾巴。不得已，只得再选派其他人员再行外调。直到他搞好商调要回杭州了，才结束外调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一年后，他在杭州工作单位的党委要给他转正了，来函询问煤矿表现的鉴定。支书对我说，你们是老乡，你写写算了，于是我认认真真毕恭毕敬的为他写了个鉴定。不久我探亲回家碰到他，问起此事，他眉飞色舞的告诉我“转正了，矿上给我写了个鉴定说的很好”。他是没有资格看我到这篇力作的，这也可能是我唯一还能找到的我的早期作品——肯定还在这位朋友的档案资料里！

我没当多长时间的采煤技术员就被生产科相中调上来了，不久，矿上成立企业整顿办公室，我调去负责生产、安全和工程质量方面的整顿事宜，直到我商调回浙。

井下采煤工

Sat, 20 Jan 2007 08:51:08 GMT

“远看要饭的，近看挖煤的”，井下采煤工一直以来留给人们的形象从未好过。北方称为煤黑子，南方叫做炭估佬，都不带敬意。那时在采煤行业有句：“采煤工人老婆向阳花，采煤工人孩子非洲娃”的说法（向阳花：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引申为人民公社社员；非洲娃：黑孩子，指没报户口或袋袋户口的小孩）。可见当个井下采煤工，连讨个老婆都困难。

井下采煤工政治地位很高，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他伟大的著作里评价采煤工人为“他们最革命”。那幅至今还保持着世界单幅油画发行量最高纪录的《去安源》，他风尘仆仆揣了把纸雨伞去干啥？还不是去找井下采煤工——江西萍乡的炭估佬。

井下采煤工每月粮食定量55斤，是全国各个工种中最高的定量，而且粗粮供应比例也小，只有10%。那一个月的定量顶普通居民两个月的定量了。每月食油的供应量为1.5斤，而一般居民每月只供应0.4~0.5斤食用油。文革期间，兰州军区有个康司令到银川来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了没多久，居民食用油减到每月3两，气得宁夏人都在背后叫他康三两。

按国务院、煤炭部的规定，井下一线工人的工资定级比地面工高出两级。井下采煤工属普工，没有学徒期，这样我们一参加工作就是3级工。半年后转正就是4级工，基本月工资60.88元。遇到大月干满31天不休息，日工资加上井下津贴、地区津贴、加班费，还有那些人皆有之的杂七杂八的粮贴副贴等，可以开到101.14元，顶得上在农村插队落户时脸朝黄土背朝天苦干一年之所得。要知道，那时在城里那些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58师傅，一个月辛苦也就30零点。钱多的有点花不完！

井下一线的工龄9个月算一年，也就是说，当4年井下工算5年工龄。不过现在都是合同工，此条规定就流于形式了，就像我们这些享受到这项优惠的也得不到多大的实惠：算工龄津贴、计算退休工龄都不作数，也不视作缴费工龄，只在退休时补贴一笔钱，一次性买断算数。在井下工作满9年以上，可以享受提前5年退休待遇。这一条我是既得利益者，要不然，现在我还得为糊口操心，哪还有闲心到网上冲浪，谈天说地插科打诨的，哈哈！

一年一套工作服并不稀罕，但一年一双高腰矿工靴，在那个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是那么的吸引眼球。那时人实在，东西虽少却货真价实，没有假冒伪劣，一双矿靴穿个几年没什么问题，有一双我至今还在使用。我们刚到四矿时，采8层煤，煤质极好，含灰低于10%，比洗精煤还低。8层煤有层夹矸，正好作为第一层的假底第二层采时的假顶，我们采的是第一层，采高只有80cm高，按规定，我们9个月就可以换一套工作服。

新新的工作服谁也舍不得穿着下井，要留着出客时穿着——那时能穿一身工作服就像现在穿一身皮尔卡丹那样神气、洋气、美气！下井时穿着都是地面淘汰的服装，井下狭窄，钩钩挂挂的，就像个叫花子穿的衣服。我当矿工，老友大老刘送我一件铁路上的棉工作服，里外三层踏成一道道的，我们叫它坦克棉袄，我就穿它下井。这件棉袄好极了，虽然也被挂的千疮百孔的，但不散架。

井下采煤工“干不干，7斤半”，每天都得背着那笨重的矿灯盒。在那暗无天日的工作环境，没有这玩意儿那可真正的寸步难行，因此矿工都特别爱护矿灯。与鼹鼠一样，长期在那个环境工作，对黑暗的适应能力就特别强：有次回杭探亲，与几个好友到电影院看电影，迟到了，电影已经开映，从亮处乍一进来，什么也看不见，我很快就适应，将他们领到座位上，同伴们都很佩服。

井下工每月还有一斤保健酒供应，但这里不敢多言说了，怕人说我又是醉鬼胡言了。

汇报至此打住，请有共同经历的雁南飞先生指正、补充。

澡堂

Fri, 12 Jan 2007 13:53:35 GMT

我第一次接触到有关井下采煤工的形象是在一本画报上，那时还在读小学，有一天，老师拿了本画报，上面有几个苏联老大哥的井下采煤工刚洗完澡，穿着浴衣戴着有色眼镜睡在躺椅上在享受太阳灯的照射。老师告诉我们说：在井下工作是见不到太阳的，人长期得不到太阳照射身体健康要受影响。苏联老大哥条件多好，对工人多关心，用人工太阳光予以补救……

我当了十几年的井下采煤工，从没见过太阳灯是个甚嘛玩意儿。听老矿工说，大跃进那时有过，不顶屁事。

洗澡倒是每天下班后的第一大事，是必修课。老实说，修建一个澡堂子是现代煤矿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矿的澡堂子就很大，一分为二：进门处为更衣室，里面像图书馆里那样整整齐齐的码放着一排排更衣箱——全矿几千个工人，就得有几千个更衣箱。更衣箱与矿灯一样，也是定人的。要是井下有个三长两短，第一要查矿灯，矿灯不在，那人就有可能还在井下。再看更衣箱，如果只有干净衣服，而工作服又不在，那这人肯定还在井下无疑。

一道墙隔开里面就是澡堂了，有四个硕大的澡池子轮换着放水，一到下班时，数百个工人就像下饺子一样的泡在澡池子里，人声鼎沸，这是矿工们最放松的时刻。

北方人，尤其是那些干旱地区来的人，是没有洗澡的习惯的。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喝的水也要靠老天那点可怜的降水窖了起来解决的，洗头洗脚都困难，更别说洗澡了。听说有几个在煤矿附近打工的女子，对那间大房子感到惊奇了：每天见那么多黑不溜秋的人进去，怎么没见有人出来啊？那间房子的小窗不时的冒出热气，不知那些人进去在干啥？于是搬了几块石头垫脚，想看个究竟，哪知刚探头一瞧就妈呀一声跑的比兔子还快。

其实我们每天洗澡也是任务，没办法的，根本不像现在洗澡是种享受。提心吊胆辛辛苦苦干了一个班，谁都想快点洗洗到食堂喂脑袋，吃饱了不想家么！然后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实实在在的美美的睡它一觉。但是采煤工不洗澡实在不行——上井来，老远可以见到眼白，那太白了！要是咧嘴一笑，还能见到雪白的牙，哪怕那西海固来的那些氟化牙。剩下来就只有鼻孔下的两簇，老是出气，吹得这里的黑色就没有其他地方那么浓厚。一身的臭汗拌和的煤尘沾在身上很难洗去，特别是那些炮烟中夹带来的煤尘，粒度极细，接近纳米级，会钻到人皮肤的毛孔里去。往往下班时可以演包龙图的，洗完澡后只能演演小花脸了。

下班往往是同时的，要想先洗到澡，除了在井下健步如飞外，脱工作服麻利也是个制胜法宝。先洗澡不光为了能早吃上饭、早躺在床板上，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那池水。你想，有那么多人同时洗澡，带来的煤泥不是要以吨计了吗。洗得迟了，那水黑的看了都害怕，谁都想抢那干净的水。我在当采煤工前，在贺兰山深处铁路沿线当过外线工，为了在大寒天爬竿子利索点，不敢穿太厚苯的衣裤。于是坚持洗冷水澡，锻炼自己抗寒能力。这时就派上了用场，那四个池子里肯定有个盛满冷水，就我一人敢洗。也有上当的，看我洗得开心，也跟着跳了下来，然后大骂着离开，这时我挨了骂但会更开心。

后来我当上代理采煤技术员，常年上零点班。下去转转，检查一下工作，一般凌晨4~5点就可下班。洗完澡，里里外外一件件的穿戴整齐，回到宿舍再一件件脱掉睡觉，很烦！我是个懒人，懒得天天重复这不好玩的动作，于是就把衣服团成一捆，光穿个短裤衩，拖着塑料拖鞋，抱着衣裤回到宿舍就钻进被窝。走出澡堂要路过调度室，调度室那些爷们没事就把我当作笑料谈论。有一天，他们商量好了，纠集了好几个上夜班的采掘队干部，将我堵截在调度室两扇门之间的走廊里，冻得够呛。但我还是面带微笑，毫无畏惧的站在那里，直到他们放行。

有句话怎么讲的我已忘记了，意思是说撑船的人虽然整天与水打交道，但他们皮肤最黑。采煤工虽叫做煤黑子，但不黑。井下采煤工因为很少日照，长得白白嫩嫩，一点不显老。不像现在，除了头发是白的，其它部位却一天天的在变黑，不晒太阳也会变黑。嘿嘿，老了！

酒令（2）

Tue, 22 Aug 2006 07:26:51 GMT

也有学不会划拳的，倒不是他们掌握不了十以内加减法，而是手指的灵活性不行，并指，不能灵活并且单独伸出指头。划拳对手指灵活性的要求很高，听说仅次于弹钢琴。

不会划拳就打老虎杠子：双方将筷子相互一击，同时喊道“老虎”，或者喊杠子、鸡、虫子，随你便。杠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啄虫子，虫蛀杠子，一个轮回。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过的一种纸牌：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小孩抱公鸡，公鸡啄蜜蜂，蜜蜂叮癞痢，癞痢背洋枪。那时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里都能买到这种纸牌，现在已多年不见了，不知是否有人还保存着这种纸牌，如果有，那东西现在可以拿到cctv-2的鉴宝栏目去显宝了。

也可以来大压小，也叫哑巴拳。大拇指压食指，食指压中指，依此类推，最后是小拇指压大拇指。这种拳并指也不怕，只要事先说好算最上面的指头就行。这种拳还有一个好处，每年的高考期间，政府往往要明令禁止噪音产生，划这种拳就不会在禁止之列。

还有一种蒙古拳，怎么玩法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要双手拍大腿，做出各种姿势来，其原理与锤子剪刀布差不了多少。

我们也玩“拍七”：喝酒的人团团围住酒桌，从发令人开始顺时针顺序报数报下去，规定遇到含有七这个数字或是七的倍数时就不能报出来，用筷子击一下桌子通过。如果不小心报了出来或是上家已击桌子了你还接不上去的话就要罚酒。第一个7问题不大，14、17、21也还好过，27、28连续两个人击桌子了往往要上当，数到70要连连敲桌子了就不容易记住现在到底是几了，不过按照一般规律只数到七七四十九。

猜扑克牌是喝酒的人比较多时的玩意儿，根据你预测牌的点数，指定从谁那儿开始，数到点数的人喝酒。说来不信，有时瘟起来，你怎么变换起点，总会轮到自己喝酒，玩儿这种游戏，那些赌鬼往往比我们酒鬼强，不服不行。

猜火柴棍是根据参加喝酒的人数准备同样数量的火柴棒，由发令人随意抓几根藏匿在手里，挨个叫人猜。谁猜着了谁喝酒，大家都猜不着发令人自己喝酒，很公平。现在抽烟的人一般不带火柴，都用打火机了，好在随着文明程度提高，到处都可以找到牙签，这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如果还想玩，物质基础还是存在的。

喝酒行令还有许多清规戒律，比如要先酒后拳，这也是为了能公平、公正、公开的进行竞争，如果你们拳已分出胜负，而酒杯还是空的，那要罚管酒的酒司令的酒。但也有例外，比如在猜火柴棍时，一圈下来，发令人在没摊开手掌没公布结果时，只有发令人清楚结果，他可以任意令人倒酒。这又是一场心理战，倒多了，怕轮到自己，倒少了，又怕便宜了坐庄的，两难。

还有一整套程序，也挺讲究的：客齐以后先喝三杯酒是不划拳的，称为门杯或门酒，这三杯酒就是一两（50ml），酒量稍差点，这三杯干下来已差不多了。接下来开始打通关，搞人人过关，顺时针一个挨一个的划拳或打老虎杠子比下去，每人打一圈。三个杯子，酒倒成1、2、3，划六拳分出胜负，一般来说，如果划到5：0，第六拳就不划了，由胜者陪一个酒，这是一种礼貌，一种费厄泼赖。

大一点的场子，一圈通关打下来，大部分人都已不胜酒力了，但总有几个精力过盛的人，于是接下去就是自由活动：挖稀泥或是打胜家。一定要喝到墙走我不走才算把这场酒喝好了。

喝酒的人，平时酒醉糊涂吊儿郎当，到了喝酒猜拳时就会特别鼎真，一点都不与你来去的。

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我早已改邪归正，平时连酒都不太喝，别说那些划拳行令了。

还是古人说得好，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酒令

Mon, 21 Aug 2006 10:14:52 GMT

“高高山上一头牛，两个犄角一颗头。四个蹄子分八瓣，尾巴长在腚后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微山湖畔的铁道游击队用的酒令，我们一般不用。我们用得最多的是螃蟹拳：“螃蟹一呀，爪八个呀，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横着爬，竖着卧，横爬竖卧该谁喝呀”，后面接下来的倒是全国统一模式的划拳。

这些酒令都是喝酒猜枚前喊着助兴用的，也有唱的：我们还在矿汽车队附近住时，不远处有几个山丹矿来的老矿工，他们就爱唱。唱的曲调就与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荐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历史歌曲中的几首十分类似，老远就可以听到他们那声嘶力竭的歌声。

这些酒令都很简单，现在往往被当作儿歌，说酒令时还配有规定的手势和动作，夸张但配合酒令内容。就是这简单的儿歌，被酒精麻痹了的酒鬼，还时不时的因说错或动作不配合而被罚酒。

当然也有高档次的文明点的知识含量高一点的酒令，比如，在小说《红楼梦》里，就不止一次描写过喝酒行令。其中，数薛璠那个一只蜜蜂嗡嗡嗡最让人忍俊不禁难以忘怀了。不过那属于封建士大夫和白领阶层玩儿用的，我们井下煤矿工人可高攀不上。

其实我们刚当上煤矿工人时并不酗酒，酗酒是从学会划拳开始的。记得有一年的9月初（实在确定不了是哪一年，1975年我工伤还躺在病床上；1976年9月里谁也没胆子公开酗酒，全国放开大喝酒是在胜利的十月以后的事了；1978年好像没这么晚，1974年么那时我还是个采煤班长，好像没有那么多闲工夫），为了纪念我们下乡多少周年，我特意到平罗县城去赶集，买回来几个鸭子到了陈为家。那时我们矿上的杭州侉子只有陈为是带家属的，他爱人是宁夏人，很好客，我们经常在他家聚会。陈为是个木匠，那时已调出采区在通风队上常日班。南方木匠会打家具，什么罗马式捷克式的，光家具腿就有瓢羹脚老虎脚的好几种。陈为经常被那些当官的叫去做家具，北方人习惯，叫人帮忙管不管工钱酒得喝好。陈为本来也不会喝酒，一喝酒身上就起斑，挡不住天天喝酒，也就锻炼得脱了敏，不仅酒量惊人还划得一手好拳。话说陈为见我提了几只肥鸭来，赶紧吩咐婆姨拿去拾掇，拿出几瓶酒来说：今天划着喝！

说起来划拳并不难，只要能将自然数从一数到十，并且能熟练掌握十以内的加法就行。关键你出的手指数要小于或等于你喊的数，不然就得罚酒。如果双方出的手指数等于你喊的数，你就赢了，对方就得罚酒。为了讨个彩头，那些个自然数都加上些吉利话，比如：一心敬、哥俩好、三星照、四季财等等等等，也可用四字吉语如双喜临门八仙过海十全十美等等。反正，不难，一场酒下来，我们个个都毕业了。记得很清楚，那是我们划着拳喝酒的第一遭，个个喝的酩酊大醉，摇摇晃晃的摆回到各自的宿舍里去。

煤矿里的生活实在是枯燥乏味，每天见不到日头。工作劳累不去说它，还要提心吊胆，一下井那神经就得绷得紧紧的。好不容易盼到下班了，洗完澡，那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又正等着你。只有端起了酒杯，抻出了拳头，开始呼五喝六时才能找回自我，才能感觉到放松，才能体会到快乐，才能感到天如果现在塌下来，自有其他人会去顶，还需要我们管什么？喝酒！

从那一天起，喝酒划拳成了我们最喜好的娱乐活动。

我有一个朋友，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移居到香港去谋生了。他在井下工作时右手中指被砸掉两节，与他划拳时，他会冷不丁的喊出个四个半，让你猝不及防。

那时矿上已有电视了，天线要架到20m左右，只能收一个频道还看不清楚，屏幕上尽是Colour snow。那时正在直播世乒赛，我们也不时去看，看回来喝酒时也开始划拳争个金牌银牌铜牌铁牌的，最不济的那位叫作矿灯牌。矿灯牌是木头做的，每人都有一个，没有矿灯是下不了井的，凭牌领灯，井下要出什么事了，一数矿灯牌就知道井下还有多少人。现在看到新闻说井下出事故人数会点不清，我就是有点不相信。

我们矿上有个管机电的副总工程师，旅顺人。念小学时还在小日本手里，小学就学日语，中学开始学英语，上大学时解放了，中苏友好又学的是俄语。他最喜欢与我们喝酒，老头子酒量不咋地，稍喝上几口划拳就英语俄语日语的乱上了，就是和我们喝酒，什么外语都有人对得上。

俗话说三天不练拳生，我们到现在这幅班子凑拢了，还是忍不住抻手划几拳，并没觉得有什么生疏感。还有个有趣现象，平时我们老乡见面交流起来都是用杭州话，但划拳时全部是宁夏话，用其它语言似乎会张不开嘴。

算起来我们的子女在这个年龄时考虑的是参加工作还是考研继续深造，而我们这辈却在五魁首六六顺的喊声中迈入到而立之年。

嘿！还是照旧三拳两胜一咣当吧，干！

考试

Thu, 20 Jul 2006 11:21:34 GMT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国从英国引进了一套井下综合采煤机组。当时的极左思想，有些极左口号，现在看来是有些好笑：可以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但不能进口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进了人家的设备却不要人家派人前来安装。煤炭部为了不崇洋媚外，将全国各地煤炭系统的精兵强将集中起来，到徐州矿务局搞大会战突击安装，我们采区原来的技术员也被抽调去了。设备是安装成功了，但很快就发现在管理上，特别是操作、维护等方面，还远远跟不上，好的设备还是用不好。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终于宣告结束了。煤炭部准备继续引进那种综采机，吸取进第一套时的经验教训，这次准备派员出国先行培训，并且大胆的在整个煤炭系统海选出国培训人员。请了个英国专家出了张英语试卷，一百道题，全部是选择题，选对了加一分，选错了减一分，不答不给分，再辅以数学、物理两门。发文整个煤炭系统，不设门槛，谁都可以报考。

老实说，真正的井下采煤工再没门槛也少有人问津，报名的大都是生产技术人员，据说煤矿医院里的大夫报名的挺多。但是在我们矿务局里，那些高中里学过英语的杭州知识青年都报了名，那是真正的井下采煤工啊，都还在井下一线拿锹攉煤。不过他们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后一批毕业生，自信基本功还算是扎实的，要去试一试搏一搏。

考试结果一出来，让人大跌眼镜，英语考第一名的竟是是四矿采煤一区的采煤工Hzlzm，他是杭一中的高中毕业生，他现在成了个业余研究世界语的学者，那时与我在一个班采煤。总分、数学、物理三项第一的就是马尔，杭二中的毕业生，也是四矿采煤一区的。他把数学考试中的难题都解出来了，却把我也能做出来的一道对数题做错了，被我笑话了好几天。

这个结果把整个矿务局都给震动了，前十几名中，除了第三名是浙江舟山的知识青年，第七名记不起来是哪儿的知识青年，其余全部是杭州知识青年，参加考试的杭州知青，排名全在前面。那时杭州有三个重点学校，杭一中、杭二中、杭四中，插队落户时杭一中的分到了李俊公社，杭二中和杭四中的都分在县农场青年队，煤矿招工时，阴错阳差，将这两个公社的杭州知青都招进了四矿采煤一区。于是这次考试后，四矿可露脸了，前几名均出自四矿，这次还限于学英语的，还有一半学俄语的还没动弹呢。

宁夏的采煤业是解放后在东北老大哥的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在煤炭行业是个小弟弟，这一次也露了脸，Hzlzm的英语成绩，是全国所有参考人员中的第一名，其它前几名的成绩在整个采煤系统中也都名列前茅。但是以后由于政策调整，在经过体检政审后，就没了消息。一直到现在，还是泥牛入海悄没信息。猫咬猪尿泡，一场空欢喜！

小平是棋类爱好者，住在十九栋——在十八栋后面有块空地，找不到住房的矿工就在那儿盖了许多小地窑，九群七十二堡似的，统称为十九栋。有段时间，他路过我们宿舍就会进来问一些数学题，我们也不觉得奇怪，那时我们的学习风气很浓，下了班，没有其它娱乐活动，就找几道数学题消遣消遣，谁也没想到他报名参加了高考。那时我们在山沟里，消息很闭塞，不知道过了三十岁有了工作也可参加高考。小平最后被宁夏大学历史系录取了，由于他只有一个人，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很顺利的办好关系迁走户口，到大学深造去了。

小平的升学给了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很大的触动，那年的高考试卷并不难，而且我还号称辅导过他的数学，我们错失良机了！正好那年矿务局办的七二一大学批下来了，被教育部备了案，国家承认大专学历了，准备招收春季学生，年龄放宽到三十岁。那时我们的年龄正好刚过三十，就跑去问，是否可以报名。那时杭州知青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七二一的老师闻讯就赶到矿上来动员我们，并主动为我们报了名。这样，我们在离开课堂十几年后又一次进了考场。面对着曾经熟悉的教室，那一人一桌的考场和那表情严肃的监考老师，手中的钢笔也抓不住了，嗦嗦的直发抖。不过，我们的成绩并没有给四矿的杭州知青丢脸：一共只有6个人总分过300分，其中5个是我和我的同伴。

这一回又一次震动了四矿，这批杭州侉子，考一个中一个，神了！采煤一区那个二杆子区长赖在矿长室不肯出来了，也难怪他，前一批验完身体还在等通知，这回又是4个（另一位是采二的杭州知青）。那时我们已有6~7年的井下工龄，都是些业务骨干技术尖子，一下子全走了，“还采不采煤了，干脆都去考试算了”。那个二杆子区长是西海固的人，从没进过学堂，能费劲的描出自己的尊姓大名。干活是没说的，他可能想象不出，其实这些个考试并不比采煤轻松多少。

当然矿上考虑问题不会像他那么简单，矿上主要考虑到不要让这批人才外流了。矿上有个职工子弟学校，新设初中部，师资匮乏。几个小学教师大都是干部家属：只会管管孩子，其实那些学生也是干部子弟，一般的矿工谁有条件带家属。于是矿革委会连夜开会研究决定，不让我们去七二一报到，留矿择优安排井上其它工作。那矿长后来成了我们中的一个杭州知青的老丈人，有次他女婿来杭州托他女婿带话向我们道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此事，不过那是后话了。因为这个决定，我就定格到现在还是个初中毕业生。

我在文中提到过的几位朋友，考试风潮过后，一窝蜂的全进了职工子弟学校当教师，那时教研室里杭州话成了第二工作语言。快三十年过去了，这几个朋友最后没几个进过大学学堂。

马尔

Sat, 15 Jul 2006 14:36:47 GMT

四矿不大，设计年产量45万吨原煤，但由于是文革期间上马的，在当时打破一切规章制度思想的指导下，采用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的反科学的三边政策，勘察、设计都没到位，所以一直达不到设计年产量。那时还讲究先生产后生活，生活设施上欠账也很多。矿上最大的职工宿舍群叫十八栋，就在矿上的小卖部和副食品商店的后边，整整齐齐的十八排砖砌平房，每排二十几间宿舍。我工伤后为了照顾我的生活起居，马尔将我接到他在十八栋的宿舍与他一起居住。具体住哪一栋已记不起来了，好像是第八栋的中间吧，那时我们已经算是老矿工了。

我们刚到矿上时，我与马尔等几个通桥公社招上来的杭州籍新矿工就被分在一间宿舍里，那是在矿汽车队附近的一个新建的窑洞房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窑洞房，整个房子全部用料石发券砌成的，除了门窗外没有任何其它建材，倒也冬暖夏凉，条件不错。前后两排联在一起的窑洞房子，每两间为一个套房。那是为矿上干部新建的家属宿舍，为了安置我们这批新矿工临时拿出最边上的一套让我们暂住。一个大间一个小间，安排了我们七个杭州籍的矿工居住。隔壁住着的是一位生产副矿长，是个矿工出身的大老粗干部，我们与他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安顿下来没几天我们把门外的地平整了一下，栽了两棵松木杆子，做了一架单杠。还到矿上废铁堆里找了一对与标准杠铃尺寸相近的皮带轮，自制了一副杠铃，每天一有空就围在门外练推举练引体向上，我们一到就表现出与其他矿工不同的精神面貌。

我们还喜欢打羽毛球，特别是马尔和我，这活动要求眼捷手快反应灵敏，对我们在井下的工作很有帮助。四矿又叫李家沟矿，坐落在贺兰山的一个小山沟里，很难找出一块供我们打球的平地。我们把门前的小山坡稍平了平，用石灰画出了个标准羽毛球场地，不想这个举动惊动了隔壁的那位矿长，马上叫矿保卫科的人来干预了。原来是羽毛球场地的双打线，太像造房子的地基放样了，误以为我们要在那儿盖小地窑，误会解除后那矿长主动叫了台推土机，帮我们把地平好，我们暗暗自喜：感动了愚公！一天我与马尔正杀的天昏地暗，一位已调离副矿长，那天回到我矿在我们的邻居家等酒喝，蹲在门口看我俩打球，看着看着发话了：你们打得有水平，应该去找矿上，出去参加比赛。我与马尔相视笑笑，我们的目的就是自娱自乐。

马尔是个书呆子式的人物，一有空闲就捧着他的那本高等数学钻研起微积分来，有时在井下也会找块石块到处画数学符号，真让人搞不明白，当了个普通采煤工还学那玩意儿干啥。

马尔也喜欢文学，他不吸烟不喝酒就是爱买书，与他住一屋时，他引导我看了许多外国的中短篇名著。马尔是少有的几个在我们面前不摆老大哥架子的高中毕业生，整天笑嘻嘻的不多说话。有时他埋头研究高等数学，我就开始捣乱：一会儿唱起马儿啊你慢些走……看他没反应又唱那云南马帮的马儿马儿快些走，直唱的他开始理我了，我也高兴了。为了减少我对他的干扰，马尔找出许多因式分解的题叫我解，直到我开始宣称已没有能难倒我的因式分解题了，他又开始指导我学对数，学三角函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的高中数学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马尔在生产队插队落户时当过小队会计，我去过他那里，他不会打算盘，算帐用一把计算尺，算盘只用作做加减。有次我探亲回矿，在上海碰到计算尺大减价，那时社会上已有计算器了，计算尺不吃香了，我看着便宜就买了把玩玩。马尔详细地给我讲解计算尺的原理和用法。后来我当上采区经济核算员，那把计算尺神了：一个工作面的采高、煤的比重、工作定额都是死的，我可以事先设定好，我只要将每人的进深、进尺输入，马上可以读出每人应得的工分，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比用计算器还快。我每天下班时等候在井口，拿着一本本子和计算尺，逐个登记。开始时，那些矿工都不相信，验算来验算去，只有他们算错没有我算错的，这才服了。我的经济核算员很快在矿上出名了∶“鸡蛋里也能算出骨头来”，后来就提拔我当了采区的采煤技术员。

马尔后来参加了一次考试，他的数学和物理都得了考区第一名，矿上决定抽调他到矿自办的五·七农场学校当数学老师，到大武口上班了，我们才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