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枯株文稿: 立强往事

打架

Mon, 09 Jul 2007 04:55:49 GMT

立强一队北面紧挨着的是掌政九队，两个生产队相隔不远，割完庄稼看过去，就在跟前。掌政九队的庄子要比立强一队的大得多，人口有立强一队的两个那么多。掌政九队属掌政公社，掌政公社原来也是永宁县的，就在我去立强的那一年划归到银川市郊了，两个紧挨着的生产队却很少来往，虽然两个队的田地大部分都连在一起。我的两分自留地和两分小片荒，就分在两队交界处，隔一条田埂就是掌政九队的大田。我那时经常对外吹腮儿，说我与银川接壤，我的自留地到银川伸手可及。

两个队共一片立强湖，照我看来，形成两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这片共有的湖。由于历史的原因，立强一队人少所占湖的份额却大，在管理和分配上总会有点矛盾，历年来大小摩擦经常发生。我那时还属新来乍到的，在队里呆的日子也不多，也不愿去管那些个混闲事，知道的并不多。

我到立强的第二年开春吧，牲口已开始放青（开春草刚出来时要把牲口圈起来，如果让牲口尝到青草，那就再不愿吃干草了。等到可以放青了，说明那青草已长得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满足牲口的食量）。我随着立强一队的壮劳力，在离立强湖不远的一个高岗子田里挖渠，我们生产队的那匹驾辕的大红马又跑到属于掌政九队的湖里去啃吃新出来的芦苇了。队长跑过来看看我和马列宾说：“你们俩谁跑得快，去把那匹马赶回圈里去”。我看马列宾有点支支吾吾，就自告奋勇的跑去赶马。

等我跑到马跟前，已有掌政九队的人拿了个皮鞭在赶这匹马了。我那时知道的江湖切口还挺多的，比如“拳不打笑脸人”，就嬉皮笑脸的上去赶我们队的马。那人是掌政九队的队长，一个远近闻名的打架坯子，见我过去，恶狠狠的说：“你认识这马？”，我为了讨好，笑嘻嘻的答道：“咋不认识，我还套过勒勒车呢”，谁知他一把推开了我，将马往他们队的方向赶去，我赶紧跑上前去把马往南赶。

就这样，他往北赶我往南赶，互相斗着法比赛。到底我是学生出身，上过体育课，他跑不过我，我上去捉住马笼头把马拉着往队里牵。就在我以为取得胜利了的时候，那个队长赶了过来，冷不防一把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后腰：宁夏人打架用的是蛮力，抱后腰可以占不少便宜。我马上转过身去将他的头夹住，右脚伸向后盘住了他的腿，我在农场里青年队学过蒙古式摔跤，教练教过怎样对付抱后腰的解式。那个队长使劲抱起我举了好几次，总不能将我摔倒。我在防他将我摔倒的同时，仔细的回忆教练教的动作要领，慢慢的调整我的体位。蒙古式摔跤讲究使绊子，用的是巧力，还特别讲究借力，根据受力分析，尽量利用对方的力量把对手摔倒。而这时对手毫无防备意识，任我摆好架势，我认为到位了舒服了，一扭腰一发力，“嘿”的一声，那队长飞出老远，摔了个大马趴，趴在地上。

见我们打了起来，两边队里干活的人都喊着赶了过来，我一看形势不好，抽身跳到一条小渠背上，大喊：“不想活的上来”！谁知道那个队长从地上爬了起来，拾起那条鞭子，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悄没声儿的走了。我一看我们队里的马已被队里的机灵鬼趁乱牵回队里去了，也就得胜回朝。

掌政九队也有一家南方人，男主人杭州人，住劳动路孔庙碑林那儿，到宁夏比我们早。原来在银川近郊工作，文革中站错队，被下放到掌政九队。左手胳膊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子弹从尺骨和桡骨中间穿过，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弹孔，残疾了。后来落实政策，分到不远的掌政税务所工作。妻子是个上海人，那时还在生产队里干活。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认识的，我曾到过他的家里，吃过几顿饭，叙过乡情，那天晚上，他找到了我这儿。他们夫妻俩下放在掌政九队，一对外乡人，平时没少受这个蛮不讲理的队长的欺负，我的行动无疑也为他们出了一口气。然后他给我讲了他的来意：“上海嫂子急坏了，一定叫我来找到你，当地人心胸狭窄，不会让你那么便宜的。先到老乡那儿去避避风头，当心他们的报复”。我想也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在送走那位朋友后，就连夜去了通桥老乡队里。

我在立强插队落户的几年里，真正在自己队里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在通桥老乡那里时间多。他们那儿政权、下河两个生产大队好几个生产队的知青点都离得不远，而且都是在青年队时很要好的朋友。到了那儿很热闹，渐渐也淡忘了打架一事。

没想到我这一出走，倒在那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知是谁传说的，说我是出去搬救兵了，那帮杭州知青都是没有家小的光棍汉，打起架来不顾命。吓得那个队长成天带着4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听说他与别人说起我：“这娃有拳哩！我先看那个学生娃能有多大的劲，没想到他的手往我腿上那么一搭，我就糊里糊涂的给摔了出了……”。

我在通桥老乡那儿住了几天，队长带信来叫我到银川去搞副业，跟勒勒车，便回到队里卷起铺盖随车出发到银川去了。

以后的日子立强一队和掌政九队相安无事，直到我离开立强一队。

在草原上（下）

Wed, 20 Jun 2007 04:07:33 GMT

我参加拔蒿子那时，已在农村锻炼了六七年了，在生产队里算得上个正宗全劳力了，什么活都拿得起来，而且干得不错。特别是割麦子：麦杆脆，我用的砍刀法 “磨刀不误工，下田一阵风”，一路的拳打脚踢，队里没几个人比得上的。我在矿山后来从井下调到机关生产科上班，正好赶上每年一次的到矿农场支援夏收，生产科总共就两个出身在城市里的人，一个是张工，成都人，重庆大学毕业的，每次支农都要出洋相。另一个就是我，新来的，年纪最小。在赴农场的车上，都叫我到时与张工比试比试，谁厉害，我也不响任他们说。到了田里一干开，让他们跌眼镜了，“哦，忘了他在农村里锻炼过”。

我也有弱点，除了割庄稼以外，其他弯腰干的活都不行。插秧时，队长以为我是南方人，肯定是个插秧的高手，没想大失所望：不但不会插秧，拔秧也不行。只得派我运秧，运秧倒还算称职，会把秧扔到恰当的地方。有眼色。这拔蒿子也像稻田插秧、薅草一样，要弯着腰，屁股撅得比头高，乏味！拔了两天手上也打泡了，腰酸背疼的，拔的蒿子还没有别人的一半多。带队的王队长与我关系较好，看着我实在不行，就不叫我拔了，每天套上毛驴车，负责将拔好的蒿子收集起来，晒干运回码好，附带管好那两条驴以及搞好与房东的关系。

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在草原上拔蒿子其实也是一种破坏植被的行为，并不绿色。据查资料，沙蒿子是一种天然固沙植物，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因此特别抗旱。不加限制的大力发展畜牧业，草原上的植被已跟不上更新速度，荒漠化本已十分严重，生态平衡本已十分脆弱，这不是雪上加霜吗？那时我们的环保意识全无，报纸和广播上说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现象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才会出现的事。我们要学大寨，我们要执行“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管得了那么多吗。

其实更有甚者是挖甘草和拣头发菜。宁夏特产素有红、黄、蓝、白、黑五宝之说，红的是枸杞这大家都知道，全国有好些地方产枸杞，但就是宁夏中卫一带产的最地道。黄的是甘草，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药。蓝是贺兰石，可以刻砚台，为有名的贺兰砚，这玩艺我没见过，据说曾与歙砚、端砚齐名。白是二毛羊皮，这也大名鼎鼎，皮板薄而轻保暖性好，其毛呈弯曲柔折状，如起伏波浪，又称九道弯。黑就是发菜，发菜又名头发菜，因状如头发而得名。又因名字谐音发财成了过年过节少不了的一道讨彩头的菜，很受全国各地的欢迎，更是港澳同胞、东南亚一带华侨的喜爱之物。发菜很多人都知道，但出自哪儿知道的人并不多，大都以为是海产物。其实恰恰相反，在宁夏内蒙一带的黄土高原，每当夜降春雨，晨沐朝阳之时，潮腾腾的山坡上，一团团黑如青丝，状若乱麻的东西缠绕在草根里，那就是发菜。我们有时高兴了也去拣，回来洗净了用香油一拌凉吃，美得很呐。专业捡发菜的就不像我们那样用手拣了，他们用一种铁丝编成的就像梳子那样的工具，在草地上来回筢，把发菜和杂草根一块儿筢走，回去理净了出卖。耙的人多了，那草原就像瘌痢头一样呈现出一块块的脱发。

挖甘草用的是一种类似于洛阳铲的专用锹，不过是平的，窄窄长长的，见了有粗壮的甘草苗，就顺根探挖下去，越深的甘草越值钱。一般指头粗的只卖几分钱一斤，好的甘草要挖一两米深，挖到老根那种芯部发黑，有小孩子胳膊粗细的，当地人叫做甘草榔头的老根就舍不得卖了，挂在房梁下风干，有个头痛脑热的啃几口就好。特别是治胃痛，据说越陈的甘草榔头越见效。

不过那时发菜、甘草的收购价很低，这种活动也属资本主义尾巴，知道了要批斗的，干的人很少，干也属于偷偷摸摸的。改革开放后，讲究让部分人先富起来，随着收购价的飙升，问题才严重起来，听说现在政府已明令禁止收购甘草和发菜了（国务院2000年6月14日：国发[2000]13号文《国务院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当然，随着化肥的普及，我想也再没有人去拔蒿子了。

那时的草地，沙化也已很严重了，无限制的发展畜牧业，附近已没有什么好草场了，羊群要跑到很远的地方找草。那羊的牙就像小铲子似的，草少了，就连根铲，更限制了草的更新能力。牧民定居点附近的草原，早就没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了，有的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象。

但也有些夜潮地，草仍长得很茂密，有次我在一块夜潮地里逮了一只小刺猬，带了回来放在水槽里养了起来。听说那玩意儿可以治胃病，准备以后带到河西去送老乡，可是没几天就死了，可能是晒死的，令我沮丧了好几天。

我那时可能是人机灵，或许是房东夫妇看我从小远离父母带有怜悯之心，与我的关系很好。有天下小雨，不出工了，队长他们骑上自行车到20多里外的小店去，我懒得动，就叫队长帮我捎带着寄几封信，买几盒烟。曹欢欢过来跟我说：“套上车，跟我做客去”，他要到一个蒙族邻居家借工具。我早就听说，蒙古人好客，如果朋友领陌生人上门，给朋友倒奶茶酥油茶，但对第一次拜访的人却舀一瓢凉水。如果你不见气，把那凉水喝光，那你也就是朋友了。我不想喝那瓢凉水，曹欢欢也理解，我就把车远远的停了，让曹欢欢自己步行过去。

过了一会，曹欢欢过来招呼我，让我过去。原来这家男主人还在打库仑，不在家，见曹欢欢去了，女主人叫他帮着宰个羊，曹欢欢怕我等久了就叫我去搭个手。草原上的人宰羊很麻利，像狼一样，一会儿工夫就搞定了。女主人出来让我们进屋歇一会，说的都是蒙语，曹欢欢给我翻译，我按当地的习俗，问了声塞音班诺（蒙语：你好）进了屋。可能是曹欢欢事先告诉过她们，也可能是我一到就干了活，进门没让我喝凉水，而是酥油茶，烙油饼招待，这是当地最高礼遇了。灶台的锅里煮着刚宰好的羊，按蒙古人的说法，羊是最干净的牲畜，光吃草，其它什么都不吃，因此羊宰倒了从来不洗，包括内脏，直接下锅煮。我在河西就听有人说，蒙古人的灌肠很好吃，但不敢吃，女主人殷勤的留我们吃了肉再走，我不敢，坚持要回去。曹欢欢知道我的心思，于是告辞套车回家。

刚下过雨，草原的景色特别美。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远处天尽头，还挂着一道彩虹，美极了。路边草地经雨露滋润，显的生机勃勃郁郁葱葱，遥看过去，有如杭州西湖边湖滨公园的草坪。到处都开放着马兰花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奇怪的是，记忆中，草原上多的是那种蓝格盈盈的花，好像没见过那种大红大紫的花朵。空气清新的令人陶醉，路上也没了那讨厌的扬尘，我情不自禁的轻声哼起了喜爱的歌曲，拉车的驴好像也受到我的情绪影响，欢快的向前奔跑。曹欢欢在一边默默地坐着，突然，他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我说：“我们也去宰个羊，好久没吃肉了”。

晚上我把曹欢欢的话告诉了挨着我睡的王队长，他不相信，“是哄你呢，现在宰羊？哼哼……”。羊对于牧民说来，除了提供肉和奶食外，主要经济作用还在羊毛和裘皮上，这个时候宰羊，是最没有经济价值的，没什么大事，一般谁也不会宰羊。

但是，第二天等我们起床，羊群里最肥的那头羊，已放倒在院子里了。大家兴奋地七手八脚的帮着剥皮整内脏，曹欢欢的婆姨和面擀面片，那天的早饭改为羊肉揪面片了。出工时，曹欢欢婆姨叫我去拔点沙葱来，下午烧沙葱手抓羊肉吃。曹欢欢给我介绍说，蒙古人的烧法与汉民不同，蒙古人喜欢大块大块的煮，还讲究吃全羊。其实所谓全羊也不是整只的煮，而是卸成八大块，煮熟后，拿一只木质方盆，腹部垫下面，按位置放四条腿，盖上背部的整块，上面再放羊头和羊尾，还原成全羊的样子。吃的时候，要年长位尊的先动手，要等他在羊头上动刀了，其他人才可以开始吃。羊肉煮得半生不熟，人人都带着蒙古刀，割一块蘸着盐巴吃，虽然有时羊肉还带着血，味道却是很好的。汉民煮肉喜欢将肉切小一点，煮透一点，还讲究搁上点萝卜土豆之类的辅料，今天实在没啥了，叫你去拔点沙葱来。

羊肉煮好以后先要敬火神，曹欢欢的婆姨端了一碗肉，在炕洞口灶洞口和屋后的灰堆，凡是用过火的地方，都敬上一块肉后，才将煮好的羊肉用只大脸盆盛了端到炕桌上来，这时，我们才可以围着炕桌“布达伊迪”（蒙语：吃饭）。

一只大犍羊，只在臀部打了些肉条，以备今后好吃肉稍子面，其余统统下了锅，烧了满满一大锅，我们吃的都告饶了。曹欢欢说，按蒙古族的说法，盛到碗里的东西，你不吃完，是对东家看不起，是不礼貌的。又说，羊肉不比其它的肉，吃多了不会坏肚子的。

这一餐羊肉吃的，以后就再也没碰到过。我现在居住地附近，也以羊肉出名：新市张一品酱羊肉。上海、杭州的吃客，每到季节都会赶来品尝。吃了还带，馈赠亲友。每年开刀以后，我也会去搞点来尝尝，解解馋。但是，与那次草原上的羊肉比起来，这算得了啥！是在吃辅料吃调料！

在曹欢欢家居住了一个多月，在告辞回家时，曹欢欢再三叮嘱“明年庙会（那达慕）时一定要来！”。我也确实想去，准备了几副杭州产的扑克牌（这时那是用重金都很难买到的礼物），听说大队有拖拉机到河东去，跑到大队，见公社书记和大队领导都在拖拉机上，没去成。以后就一直没去。

在草原上

Mon, 11 Jun 2007 13:55:00 GMT

有年我探亲回家，一次偶然的翻家里抽屉，发现父亲将我的书信完好的保存了下来，理的整整齐齐的，里面就有几封我从内蒙寄来的信。信是写在几张拆开的香烟包装纸上的，写得很激情也写得很详尽。但是我在看完所有信件后，不觉胆战心惊起来——里面的牢骚话太多，有些近似反动言论，于是阅后就付之一炬。现在开始写回忆录了，多么想得到那些信件的提示啊，可惜是一去不复返了。

沙漠历险记是我2005年4月写的，本想接着写下去，但不知为什么开了个头就停了下来，一搁经年！这几天没事又找了出来接着写，觉得很费劲，时间太久了！好些事已模糊了。毕竟已过去近40年了，许多人名地名都已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这一段在内蒙的经历，却永远难忘，至今还历历在目……（沙漠历险记可见：

http://cmj51.blog.163.com/blog/static/15116789200611242653333）

话说我与李爱两人，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交档那个沙窝里逃了出来，经过两天的跋涉，才找到了目的地曹欢欢家。

这是一片大草原，附近一带都是一些定居的牧民，为了保持各家的牧场份额，那里的邻居之间相隔最少有1～2km，地广人稀，老远一问都知道，很容易找到他们的家。那里的大部分牧民都是蒙古族的，只有曹欢欢等几家是汉民。不过生活习性居住条件生产方式都与当地蒙族人一样了，孤零零的几间土房，门前院子里有一个拴马桩和一口井，院子边上有个很大的羊圈，屋后面是个灰堆——蒙古人是敬火的，灰不能乱倒，年代久了就积成一个灰堆。

老远看到门口有个妇人，背着小孩正在捣酥油。个子高高的身材很好，穿了件灰色的汉族制服，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头上却奇怪地戴了顶解放帽。小孩背在背上，固定小孩的布带在胸前打了个交叉，双手捧着根捣酥油的棒，一上一下的捣着酥油。姿势很优美，就像平时在少数民族舞蹈中常见的那样，这就是房东太太，曹欢欢的婆姨。见到我们到来，她马上停下捣酥油，忙着给我们烧水，一边叫大儿子到草原上去通知领队的王队长。我们的先头部队已到了两天了，都已开始在草原上拔蒿子了，我俩就卸了车在屋里息着等着大部队回来吃午饭。

曹欢欢的婆姨也是河西人氏，赶在低标准年代，家里没粮，母亲饿死了，父亲没法，就将才16岁的她嫁到了河东曹欢欢家，换了几包粮食。自嫁到草原来后，就一直没离开过，被当地同化了，对河西的电灯电话拖拉机都感到新鲜。算来她才比我大了4～5岁，却已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大的儿子已10岁了，每天骑着毛驴给父亲去送酸奶。草原上的男人原来是不怎么干活的，那时提倡牧区学大寨，要搞粮食自给自足，集中起来去搞开发大寨田。草原上一马平川，垦点荒照说也不难，但是这满滩的牛羊牲畜，无遮无拦的也种不成庄稼。于是每家出一个男子汉，集中起来把新开垦的荒地封闭起来，蒙古话叫建库仑。这不光现在看来荒唐，就在当时也觉得是个劳民伤财的事，但是，谁敢说声不呢？

曹欢欢四个孩子，前面3个都是小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大已能帮着母亲干点活了。老四是个丫头，那天女主人背上的就是她，很漂亮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我得闲了经常去抱来逗她。小三子也很可爱，眼睛圆圆大大的脑袋也很大，大家都跟着我叫他小肉头，整天光着个沟子，一见到我就跟在我后面。

我在他们眼里是个洋学生，大城市来的见过大世面，什么都懂，因此待我特别好。我呢是个老出差，养成了好习惯，很勤快，经常帮着扫院子、挑水、捣酥油。自以为是老八路的好作风，但听贫下中农说，不管是红军还是白匪，为了搞好与寄居的房东关系，都有这个传统，晕！

每天一早，女主人就起来用砖茶和盐巴熬一壶茶，然后到羊圈挤来一缸子羊奶，等我们起床时，热腾腾的奶茶早就准备好了。早餐绝对是内蒙风味的，抓一把炒面用奶茶一冲，就是早点。吃那玩意儿也讲究技巧，我们没有当地人的功夫，我们用筷子、勺子，吃的碗底全沾上了。内蒙人端着碗，转圈呼呼一喝，干干净净。碗也不用洗，扣在簸箩盖（膝盖）上一转，就算干净了。听说旧时内蒙人就看你膝盖一块，如果是油光上亮就像剃头店里的鐾(bi)刀布，这人家里油水足，是个富有人家。

吃过早饭，女主人就忙乎开了，带着大儿子到羊圈里挤羊奶。300多只羊，她们认得出每只羊，记得住哪只羊已挤了，哪只羊还未挤。为了采集羊奶，羊羔是和大羊分开圈养的，因此当地人自己说吃羊奶是个罪过，一丁点也不能糟蹋。就像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浪费粮食是要遭雷打得一样。

挤好羊奶，把羊往外一打就万事大吉了，羊会自己去找草场，不用放牧。除非天气恶劣，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这才要有人去护着。

我们带的都是大米，因此午饭就是大米饭。菜是没有的，有时记得了就抓一把沙葱回来，用盐腌了香油一拌将就，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用酸奶拌着吃。原来印象中草原牧民都是以肉食为主，其实，主要靠的还是奶制品。我们去的那阵正好是产奶旺季，300多头羊一天产的奶有好几盆，除了烧奶茶和小三子要吃甜奶，其余的奶都倒在酸奶罐里贮起来，让它自然发酵，那就成了酸奶，平时我们都喝酸奶。酸奶罐有点像南方的老酒甏，稍大点，罐存满了也发酵好了，就要捣酥油。我也经常帮着女主人捣酥油：用一个整张剥下来的牛犊脖子皮蒙住酸奶罐的口，以防酸奶溅出，中间插一根底部带一小木轮的酥油棒，上下捣。一边捣一边还得计数，一罐酥油规定要捣两万下。现在牧民们都用上了离心脱离器，再不用原来那样黄胖舂年糕式的费事了。经过两万次捣过的酸奶分离了，上面一层泡沫状的，搁锅里炼好了就是酥油，样子像熟猪油似的，也叫奶油。在熬好的砖茶里倒上几滴，那就叫酥油茶。剩下的奶渣，晒干了就是奶干，留在天冷挤不到奶的时候食用。有次与通桥老乡回杭州，车过包头时上来几个插队内蒙的南京女知青，她们捧出一大把奶干让我们尝，我会说它的蒙语叫法（现在记不确切了，好像叫劳垛子），令她们很惊奇。当然不能和她们比，蒙古话我只会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而她们懂得蒙古族文字，在结了冰的窗花上，写上了些蒙语的政治口号。

蒙古族是个很讲诚信的民族，我后来在内蒙地区当外线工，收工时工具、材料就扔在现场，根本不用担心会丢失。那两个南京知青也与我提到此事，有一次，一个女生把皮帽子丢了，找了半天找不到，急得哭了。当地的贫下中牧知道后，骑马踩踪，一会儿给她找回来了。踩踪又叫踏踪，说白了就是跟踪追击，有次我把驴的脚绊没使好，收工时找不到那条驴了。都说老马识途，其实毛驴的认路本领远超过马，一定是跑回河西去了，队长将我好骂。曹欢欢知道后翻身上马，顺着驴蹄印踏踪而去。驴转个圈，他也跟着转圈，不等天黑，就将毛驴追了回来。

太阳快下山了，羊群会自动回来。这时候的女主人拿一根细木棍站在羊圈门口，挡住羊，让它们慢慢进，一边检点只数。女主人对我说，你是大学生，来帮我数羊吧。我站在圈门口，那些羊争先恐后的，怎么也数不清楚，还不如她10岁的小孩。羊群有时也爱搞搞革命大串联，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真佩服她们的本事，三四百只羊，只只认识。不一会儿就会将那些非法串连的盲流全都挑选出来，认出是谁家的，就赶着给送去。人家也会把他家的羊送来，当然，有时也得到处去找。

一遇到下雨天，牧民就高兴了。道理很简单：雨水好草就好，草一好，羊的膘情就好，羊奶也多了，年终的收成也会增加。那些蒙古族男人会骑上马冒着雨在草原上飞奔，毫无目的的，就是为了发泄。有个雨天，一位大队干部骑马来到曹欢欢家，曹欢欢拿出了酒——这是我们从河西带来送他的，真正的60度的粮食酒！草原上的牧民都好酒，那时在那里买不到酒，一见到酒，两人菜也没有就划拳干开了。还叫在一旁的我也喝，虽然喝酒是我祖传，但那时尚没学会，再说我知道蒙古人的习性，要真的喝了不喝醉，是会看你不起的。推托不过，我端起酒杯咪了一口，顿时呛得满脸通红，他们两人见到我的这副狼狈相，开怀的大笑了起来。

立强一队(三)

Tue, 22 May 2007 03:06:44 GMT

立强一队有两户回民，都不是原住户。一户姓纳，原来是永宁县最大的回民聚居点纳家湖的。纳家湖靠近县城，临街（念gai），向来靠种点瓜果蔬菜，做点小买卖，倒腾点辣面子过日子。到了农业学大寨的那时候，要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小买卖做不成了，那点田又不够种庄稼，于是也学着知识青年来了个插队落户，将部分回民分散落户到汉民的生产队。老纳就是这样全家来到了立强一队，比我到立强一队稍早点。

老纳的自留地拾掇的很漂亮，全队第一，但是干农活却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我到立强一队时，他给队里的豆腐房卖豆腐。本来队里的人以为老纳小买卖出身，会算账，卖豆腐错不了，但时间长了发现老纳的私心太重，有截留豆腐换来的粮食嫌疑，老亏帐。我到了立强一队后，就罢免了他，让我接班当了那个杨白劳的同行。

老纳的大儿子与我是相当年纪，倒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有几次挑渠出差，也在一起干过。年底时，老纳给娶了一房媳妇，新媳妇长得很标致，也很规矩，小俩口子恩恩爱爱，很让人羡慕。

另一户回民姓马，十个回民九个马，姓马的回民很多。老马是个老中医，听说远近还有点小名气，住在县城，是城镇户口。他们是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中被遣散下来的，比我还迟来立强一队。老马老了，从不参加农业劳动。穿戴的整整齐齐，一缕拂胸的洁白长须，一股仙风道骨的模样，就是与一般农民不一样。虽然下了乡，还不时有人寻来找他开方子，日子也好过。大儿子马列宾，文革初起时是永宁中学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可能犯了点啥错误，受到过处分，虽然也跟着下了乡，但不享受知青待遇。他在永宁街上时与杭州知青的造反派很熟，很羡慕杭州知青的穿着打扮举止风度，也学着会说几句半吊子的杭州话。马列宾的妹妹马小西，永中毕业，是作为知识青年随家庭下乡的，一年后，被家里打发嫁了出去。还是嫁到农村当农民，按当地贫下中农的评价：这几年的书白念了。

马列宾很激进的，在街上时什么反都造，作为回族人，也有些不守教规，什么都敢吃。他与我一样，哪次出外都轮得到，也与我一样喜欢外出干活。所不同的是，我是图有顿现成饭吃吃，而他图的只是一人在外吃的自由点。他的父母嫌他吃食脏，他也嫌呆在家里烦，年纪老大不小了也不给说媳妇，于是就卷了铺盖到我这里睡。我那时生产队已给我落实了政策，盖起了名以上属于我的那个物业。一铺大炕，把铺盖往边上一挪，也就无可奈何的接纳了他。

农场青年队有个杭州知青叫枣儿，可不是大红枣儿，是单罩儿的简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瞎了一只眼，要不然木佬佬漂亮得来”。分队后他不知怎么混上了工作组，而且是驻我们大队的，三天两头到我们队里来。会上讲的什么，传达的什么最新最高指示，也没人去多理会，白天生产队长给派饭，晚上也挤到我那物业过夜。我与马列宾有天兴致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的拾掇他，杜撰了一些细节说，立强六队有一个永中毕业的女知青看上他了，频频的给他暗送秋波，他干上了工作组架子大了，不理睬那个女知青，让那个女知青伤心。枣儿有点动情了，一个劲的追问，我们觉得好玩，也随着一个劲的编。我们本无心，干了一天的大田活也困乏了，开了一会玩笑便呼呼大睡起来，那枣儿却被我们说的当真了。第二天醒来，一屋子的烟雾，地上扔了一地烟头，我放在炕头的两盒富强烟，盒子都瘪了，枣儿无精打采的像个被霜打了的茄子，“昨天晚上我失眠了……”

那时的工作组、宣传队的真多，这帮去了那帮来，也搞不清楚来干啥的。有一次，来了个宁夏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女的，好像是临毕业了，来做社会实践宣传什么的。没事儿老爱到我的物业来，坐在我做饭烧火时用的小方凳上，一边给热恋的男友织毛衣，一边向我问着那些与她大学生身份不符的蠢问题，大都是关于城市见闻之类的。她的男友也是宁大的，比她高一届，已留校工作了，一有空就会骑个自行车来看望她。宁大到我们队也有好几十里路，也够一壶的，恋爱的力量真伟大。

突然有一天她不辞而别了。知情人告诉我，她男朋友死了！冻死的！原来那天宁大宰了几头猪，她男朋友也分到了点肉。激情的他拿到肉饭也来不及吃就推车出门，准备到立强与女朋友分享。不想到西大滩时，雪下大了，顶头风刮得骑不动车，找了个避风窝窝子想休息一会，不幸就再没起来。学校里以为他赖在女朋友那里了，女朋友以为天气不好没来，谁也没当回事。直到有天一辆送变电工程队的解放车路过，看到荒滩上有辆崭新的自行车，那一缕肉还好好的挂在车把上。停车过去发现有人冻死在那儿，脸上还带着微笑。听说，被冻死的人都是面带微笑的，那是因为面部肌肉冻僵后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心情愉快所为。

那年秋天我到了贺兰山上当了矿工，离开了立强一队，也就与立强一队失去了任何联系。几年后的一天，我意外的在石炭井街上碰到马列宾，他不知从哪儿搞了个名额，招工到我们矿务局直属工程队当了个掘进工。问起队上的事，他也不甚了了。自我走后，他开始四处闯荡，不久父母迁回了养和街上，与立强一队也失去了联系。

马列宾还是有本事的，不久他就成了家，媳妇是个寡妇，有工作有户口，在石炭井街上找了个房子，生活的有模有样的。我到他家去过一回，发现再也找不到那睡一个炕时的感觉，也就再没去过。

立强一队（续）

Wed, 03 Jan 2007 14:01:49 GMT

李家多小子，后代共有八大金刚，分别按大小顺序命名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李忠是长房长孙，已婚。娶的媳妇样子很俊，听说娘家成份不错，在娘家时也当过妇女队长之类的，也是个能干角色。嫁到李家后，成了四类份子子弟，也就悄没声息了，在家相夫教子，出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但还是处处显得出她的能干，作风正派口碑很好，在立强一队的婆姨中，她是属于那些没有绯闻的极少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李忠已分家另立，在队里赶勒勒车日子还算过得去，属于那种可以教育好的地富子弟类型。我经常跟勒勒车外出搞副业，与李忠接触较多，但关系一般化。另一架车是郑家郑金山赶的，与我关系也一般。

李忠的父亲是个地主份子，在低标准时代饿死了。留下寡母领着李孝、李爱、李和艰难度日。与我同闯沙漠的李爱是老三，都叫他小名三嘎子，下面还有个弟弟李和，老嘎子，特别的淘。李忠婚后另立，不管家了，李孝老大不小了才由妹妹换了门亲娶了个媳妇，婚后就吵着要分家另过。李爱与我相仿年纪，娶媳妇前途渺茫，哥儿几个吵得不可开交。

二叔还戴着帽子，那时每天带了个白袖章在队里监督劳动。由于他是原住民，平时待人也不错，所以不是运动当口谁也不会去为难他。二房的儿子李仁，也娶妻分家另过了，矮墩墩的是个干活好手，什么苦活累活，派他去从没有说过二话。像他这样的人，要想在那个环境下好好生活，也只能这个样。

李信照说应该算回乡知识青年，他是永中初中毕业的，与我同等学历。他的父亲看上去也很平常，成份不好平时也不声不响，生产队里有他没他谁也不会去注意，与我交往也不多。一次挑渠，指挥部不知让我写了一个什么告示，碰到那个三叔，直夸我的水笔（毛笔）字写得好：“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写得了水笔字的？”。后来才知道，他三叔原来也在城里混事，有点文化水平的，解放后也是因为成分太高被赶回家务农的。因此李家就他的后代读得出些书，李信的妹妹那时还在永中上学。

李义的父亲是老四，哥儿几个就他成分好点，可能土改时他还小，没戴上帽子。他住得离我最近，管我也最多，经常与我叨叨做人过日子的道理。我的自留地与他挨边，他看不惯我把自留地抛荒，就把我的自留地收去他种，每年给我一包麦子，于是我就成了文化大革命时代中的罕见的小土地出租份子。

李四嫁女儿办酒，我出不起份子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李四忙完了没看到我，就到处找，硬拉着我与帮工的坐一桌喝酒。

有一年冬天，我领着队里的一帮小嘎子到横渠（惠农渠）挑渠，那是一个大工地，要新造一顶新桥，工期要占整个冬季。造桥方法也很特别，与桥工绢子她们的施工方案不同，这儿是先把桥造起来，再去开挖桥下的渠道。这样做好处是明显的：不用搭架子了，桥板的底模也省去了，而且，运输要方便得多。我们的任务是配合造桥，在桥两边进行渠道裁弯——重新挖出一段新的横渠来。每天我拿把锹，给那些调皮的小嘎子上背兜，哪个捣蛋不听话，我就给他上重点。

在那个工地上，我碰到了通桥老乡、大脑壳等好几个同是来挑渠的杭州老乡。还有个水利部的工程师，下放到贺兰山脚下的西大滩国务院五七干校劳动，被自治区借调来负责这里工程技术问题，我们经常到他的帐篷里聚合聊天。有天收工后，通桥老乡找到我的住处：想家了！想家了就回呗，我二话不说，卷起铺盖摸黑就往队里赶，第二天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途程。

等我从杭州住够了回到生产队，老嘎子李和已成了秃爪爪。

在工地背兜倒土处附近，有个落地安装的施工临时变压器，外面围着栏杆，挂着触电危险等警示牌。有一天，郑家的一个小子与老嘎子打赌，有没有胆子去摸摸，那老嘎子就稀里糊涂伸手去摸，好在那个郑家小嘎子机灵，抓住他的背兜一下给拽了出来（要是抓其它部位，那祸闯的更大），才没造成更严重的事故。只是手、脚烧了几个泡，到工地医务处上了点药，就回家休养。

农村的卫生条件，加上自己又不注意，手上的伤口感染溃疡了，骨头槎子都露了出来。郑队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跑到工地上去讨个说法，要回了点医疗费。又跑到大队，开了一张李和是贫下中农后代的假证明，还到公社去盖了红印。李忠也念着骨肉情深，放弃了赶勒勒车的高工分，陪着去区医院看病。但终因耽搁太久为了保住整条胳膊，只能对手掌进行截肢。

这儿还有个小插曲，按说李忠赶大车出身，也属于见过世面的人。但是那身乡巴佬的形象，到了大城市谁还会理睬你？贫下中农的证明，来看病的都摸得出。李忠四处碰壁，有火找不到地方发泄，而李和还少不更事，还像无事人般的四处看新鲜。李忠怒喝道：你还到处转，当心捧着的米洒了！正好有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经过听到，马上问道：“什么米？”，李忠只得堆下笑脸解释道，农村里来的人，住院没有粮票，就带点大米来。那人听说就道：“住院手续我帮你办，帮你交粮票，你的那些大米就给我”，李忠苦笑了一下告诉他还没看上病呢。那人热情地拉着李忠、李和哥俩，跑东跑西的落实了主治大夫，办好了住院手续。

照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平原上自古以来主食都是大米白面。也不知怎么搞得，到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文化大革命中，银川的市民却要供应80%的粗粮。那时有段口诀形容银川市：“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买根油条搭两个窝窝头”。那时的城里人，见到大米眼珠子都会突出来。第二天，那个热心人又拿了一沓粮票和钱来找李忠，要他再帮忙买点细粮，大米也好白面也好。李忠只能爽快地答应下来。李忠家都是些大小伙子，“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年的口粮能将乎个半年已很不错了，哪里去找余粮来换粮票。这事又让郑队长知道了，马上嘱咐保管员老郑有，只要生产队库房里还有粮，今后大夫们来买米全供！

郑队长真是个好人那！

立强一队

Mon, 01 Jan 2007 03:42:55 GMT

立强一队座落在汉延渠畔，是汉渠上通桥与掌政桥之间一个小村庄，一条通桥公社通往掌政公社的大道从庄前通过，将队里的领地一划为二。再往北是掌政9队的田地了，掌政公社原来也属永宁县，在我到立强的那一年划给了银川市。立强一队以前是个自然村落，主要有两个大姓，郑家与李家。解放前，李家是大户，富有点，土地也多点，农忙时还雇点短工忙活，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和富农。郑家稍逊，大部分是上中农。这个队的贫下中农都属于一些外来户及一些旁姓人家。解放后翻身了，李家是“份子”是限制改造对象，而郑家却是团结利用的对象，郑家日子还是那么好过，而李家却渐渐开始败落了

支书姓王，也是生产队里的政治队长，当兵出身，在部队里入的党。当兵时间长了，对农业生产并不怎么精通，因此在队里其实没啥实权。当了好几年兵，却没怎么摸过枪——他当的是理发兵。别说学会这手艺在农村也不错，闲了将推子剪子一包，走村串寨的，吃吃喝喝柴米油盐的都有了。听说他因为这事儿还受到组织上的批评，反正我在队上时没见过他怎么理发挣钱。只是有一年快过春节了，他拉住我说：“有钱没钱，推个新头过年”，给我理过一回发。我也没付钱，听说社员理一回发，他要收一毛钱的。他是我们队里旁姓的第一家，父亲是远近闻名的一杆鞭：听说早先他每天就在掌政桥边侯着，喝着酒。旧时掌政桥坡高路陡，一般的把式很难将勒勒车赶过桥去，他就凭着他那过硬的三鞭子，帮人把车赶过桥去。挣点小费又换酒喝，土改时他除了一杆鞭子一无所有，赤贫一个。我到立强时他已老了，掌政桥也修缮的连我的那点本事也可将车赶过桥了，但他还是离不开酒，整天捧着个盛酒的小药瓶，插根吸管，想起来就滋上一口。有次他跟我说，他不是个普通农民，他是个上过报纸的名人！一次他赶车将一对法国的夫妇从包头送到兰州，途中那个外国人给他拍了许多照，而且有一张在当时兰州的一家报纸上登了出来

队长郑金铎，低标准的时候曾在银川一家师范中专上过学，没等毕业遇到精简就辍学回家务农。有时在田里会冷丁地冒出一句，对边、邻边、斜边的与我讨论，给我来个冷不防。他是学生出身，对我还是很照顾的。他家成份是富裕上中农，偏高，因此他也入不了党，当不了更高一级的干部。不过这个生产队还是他的天下，郑家还是靠他撑起市面来的

保管员老郑有是队长的老爸（小叔），我到立强不久，他婆姨就死了。留下一个丫头郑玉梅，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共青团的一个什么基层干部。郑有没有小子，就这丫头片子，从小就当嘎子养，也就形成了玉梅那种假小子的性格：皮肤晒得黝黑，干起活来风风火火的。她是队长的堂妹，社员们都很喜欢她

老郑有一心想找一个倒插门的招女婿。在生产队当个保管员是很有点油水的，老郑有的家境也很不错，但是他的抠门可能影响了他的声誉，所以当玉梅的女伴一个个陆续出嫁了，玉梅还是老丫头一个。一天在场上干活，有人凑趣道：老保管，你不会把队里的那个杭州侉子找来当女婿，这样队里可以减少两个光棍。老郑有当真了，对着我说：好是好的，就怕养不住，要跑回老家去的当地社员都为我惋惜：这么能干的小伙子，样样都好，就是安不下心来。有事没事的旷了工出去找老乡，以后的日子咋过一天，一位平时对我挺和蔼的郑家老大娘走进我的那宗物业，问我讨要一小捧白面，我慷慨地揭开面缸，舀了一小瓢给她。出于好奇，多问了一句，那位大娘就停了下来耐心的给我解释。原来是她儿媳妇生了个孩子奶水不够，这儿有个习俗要擀千家面下奶，也就是要到各家各户要来面，和在一起擀成面条给她吃可催奶。而这要面的家庭，应该有各种类型的，比如子孙满堂的，孤儿寡母的，光棍独立的等等，我很荣幸，被选为光棍的典型。

沙漠历险记

Mon, 24 Oct 2005 04:16:52 GMT

这个遭遇有点离奇，早就想给它记录下来了，不知怎的一想动笔就浮上这个题目，可能是受了小时候看过的一场电影《沙漠追匪记》的影响吧。其实那地方称不上沙漠，沙漠我见过，火车一离开甘肃进入宁夏境内就会行进在沙漠里。极目望去无边无涯，那才是真正的沙漠――著名的腾格里大沙漠。而这次所经历的不过是被当地称作为沙窝的沙丘，沙窝不仅东山有，西山（贺兰山）下也多的很，大小不一而已。再说也算不上历险，我的历险记都收进我的《我被死神撞了几回腰》一文中了。有点哗众取宠，但思考再三，实在也想不出其它贴切的题，姑且就用这个吧。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时化肥还是稀罕物土粪也不多，种小麦种胡麻都需要，要用在旱地里。因此河西的农户种水稻时习惯使用绿肥做基肥，一般找块地势稍高的水田，隔冬撒下些紫花苜蓿，开春割了犁了就是绿肥。不过这是政府部门正在推广的新法，按照老辈传下来的办法是到东山去拔绿肥，一种叫做蒿子的草。我不知道这种蒿子学名叫什么，与我们这里的臭蒿子不一样，散发出一股清香。如果是固氮植物，那应该是豆科的，可牲口又不爱吃，要不然牧区也不让拔，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植物，叫什么名字，现在还有人去拔来做绿肥吗（查了google，可能是沙蒿子，一种优良的固沙植物，拔了真是不应该）。在每年的水稻播下后到小麦开镰前，是相对的农闲时光，妇女在家给水稻薅草，男的就外出搞副业或是到东山拔蒿子。

1971年，生产队派我去东山拔蒿子，支书带队共8个人。其他6人骑自行车先行出发了，我与富农子弟李爱没自行车，一人套个毛驴车拉着队里补助的口粮随后出发。一般我们河西经常去拔蒿子的生产队，在东山都有个联络点“堡垒户”，我们那家是个汉民，姓曹，大名忘了小名叫欢欢，地点在内蒙自治区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好像是布拉格公社什么乌素大队，听房东讲，大队的名字是清水井的意思。房东还告诉我，地名中带有什么井什么水的，大都是干旱地区的，这跟人名中有什么男什么弟的是女孩是一样的道理。

离我们生产队仅几步之遥就是黄河上著名古渡口仁存渡，渡过黄河到曹欢欢家有三条路好走，南北两条是绕过沙窝的，中间那条路有个形象的路名“交裆”，路要近多一半，但要从起伏的沙丘中直穿沙窝。我是第一次东渡黄河，又没个地图，李爱几年前曾去过一次，就由他领路。我俩一大早就套车出发，赶着头班渡船过河，在船上，李爱问了交裆的情况，梢公看了看天说：“刚下过雨，天还阴着，应该好走，不过还是绕过沙窝保险。”李爱为了少走20里路，还是冒险选择了走交裆。

一开始如艄公所说走得很顺利，快晌午时我们找到了梢公告诉我们的那口泉水眼，在茫茫的戈壁沙窝中神奇的出现一小片绿洲，一个小小的泉眼往外汩汩地冒着清水，在沙地上划了一条小溪，很快就不见了踪影。见到了这个无名泉，不禁使我想起家乡的虎跑泉，那是个幽静清凉的去处，我们经常到那儿去复习功课。唉，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们在泉边打了个尖，吃了点干粮饮足了水，同时喂饱拉车的毛驴。陆续有好几拨来饮牲口的人，看了我们的驴车，都劝我们退回去走南边的道， “交裆这路牲口走可以过，驴车不行”。李爱这人固执得很，我呢不了解情况也没个主见，他与我说了许多什么车是空车，毛驴壮，草料喂的足，等等有利因素，仍然决定硬闯交裆。

下午，天彻底晴了，火辣辣的太阳在这没遮没挡的沙窝里，显得更加威力无比。直晒得沙丘上看得出明显的上升气流，空气变得缥缈起来。路也也开始松软起来，毛驴的脚步放慢了变沉重了，我们也不敢再坐在车上了，只得下来推着车走。什么叫一盘散沙，这时候的印象最深刻，走不了几步，鞋子里就灌满了沙，提不起腿来，光着脚板走，滚烫的沙又烙的脚底疼。这时估计退回去与往前走路程也差不了多少，商量了一下，再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还得硬往前闯。

随着太阳的暴晒，路上的砂子更松散了，车轱辘整个陷了进去，车轴都擦着地了，我们只能用两只毛驴套在一辆车上拉，两人在后面抬着车，慢慢地往前挪。走个几十米，再牵着毛驴回来鼓捣另一辆车。火热的太阳，干燥的空气，汗一出来就直接升华了，只留下白白的汗渍。李爱穿了一件深色的外衣，汗渍在他背上勾勒出肋条的轮廓，远远望去就像一张X光胸片。李爱还犯了个大错，他将我俩的干粮与咸盐放在一个布口袋里，经过这一折腾，盐包散了。我们的干粮是他妈妈帮着烙的烫面饼，薄薄的，软软的。给盐一腌，根本无法食用。

就在这又渴又乏又饿，筋疲力尽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有个黑点在向我们移动。我一时好像遇到了救星，看到了希望，奈何口焦唇干呼不得，拿了块毛巾使劲摇晃。那人骑着马飞快地向我们跑来，是个蒙古族小伙子。我按蒙古族的习俗，用蒙语问了好，那小伙子汉语说得很好，原来他们带的水也干了，远远看见我们就过来问一下有没有富余的水。我将我们的窘境与他说了，他爽快的回答，干粮我们还有，说完就跨上马，策马向来处奔去。一会儿功夫，就拿了几个馍过来了。他的馍发的很宣，有点像城里的面包，掰开来像藕一样连着丝，甜中带点微酸，就是嘴干得快裂开来了也咽的下。我一边吃一边与那小伙子攀谈，原来他也是知识青年，他是从伊克昭盟盟中高中毕业后返乡支牧的。听说我是杭州知青，他告诉我，他们那儿有南京知青。他说支农要比支牧好，那些南京知青连吃饭都要从头学起，不像他那样从小在草原长大，回去后帮妈妈放着一群牛，这次是到河西过冬，现在是往回赶场。他还告诉我们，沙窝快到头了，走出沙窝不远，有个废弃的农场，他们准备在那儿过夜。谈了一会他骑马回他的牛群去了，我们吃饱了也休息好了，特别是听到沙窝的路不多了，精神气儿又上来了，也套上车继续上路。

一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才遇到一口井，有两个甘肃民勤的老农生活在那里。借了一个桶，我一边告戒李爱喝水要悠着点，别造成虚脱，自己却不顾一切捧着桶咕咚咕咚喝了大半桶。李爱去问路，那俩老乡说，不远，还有个三五里。我在一旁嘀咕：“号称十八里交裆，怎么走了快一整天了，还有三五里。”那俩老乡听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官人，我们这儿什么都贵，就是这路便宜，这三五里要抵你们川里七八里呢。”

赶到那个农场时，天已擦黑了。内蒙知青早到了，一见我们来了就热情的邀我们吃饭。他母亲正在烙馍，原来他们直接用酸奶和面，稍醒一醒就烙，怪不得有奶油面包的香味。喝着奶茶，啃着酸奶饼，把一天的劳累全忘了。临走，那位蒙古族大妈，一定要我们带几个她烙的馍，第二天路上吃。
废弃的房子里灌满了砂，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块平地，支起驴车席地而眠。月朗星稀，凉风席席，一躺下就进入梦乡。明天的路不远了，明天的路好走了……

安家记

Sun, 23 Oct 2005 02:12:11 GMT

从1969年永宁县农场青年队解散开始，到1972年十月我因专业变更，改修补地球为挖掘地球而离开为止，我在立强一队插队落户生活了整整三年多。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日子，也是我生活得最艰苦最乏味的日子。我曾写过《任老汉》、《我的第一宗物业》两篇回忆，现在写的是其三：

我在立强一队经过一段好长时间的居无定处的生活，终于有了点属于我名下的住处，我突然灵感上来，改了青藤居士徐文章的一副对联，“半间东倒西歪的土屋，一个南腔北调洋人”与朋友们调侃。不过话说回来，有了住处就得安家，那时还没有房屋装修一词，也没有多少多少条腿一说，安家比现在简单容易多了。我到大队里去要了几张报纸，将窗户糊了糊，找了一领旧炕席铺在炕上，把我的铺盖卷从饲养房搬来往炕上一搁，就算把个家安置停当了。接下来的任务是要添置一些必须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民以食为天，炊具是首要的和必备的，为此生产队很慷慨地主动预支了壹十元人民币给我，供我添置家具杂物，这让我的安家落户有了一笔启动资金，也让我感受到了乔迁之喜。

按当地的自古流传至今的通例，生产队为我在屋里打了一口双眼灶，这是每个农户家都有的，区别仅在于上面安的锅的大小。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设计，可以充分利用余热――前锅做饭，后锅热水，省柴而且方便。我情况特殊，属于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类型，又住在牲口圈旁边，燃料根本不成问题，安置金额有限，考虑了再三，只买了一口铁锅，回家找了块炕坯将后面的灶眼堵住算数。宁夏的铁锅与南方的不一样，比较厚实，锅壁厚了传热就均匀，烙饼时就不会出现中间糊了四周还不熟的现象。造型也不一样，比南方的锅深，与其说是锅，还不如称其为鼎――锅底有三个小脚，这样冬天屋里生火炉取暖时，可以很方便的搁置在炉台上使用。我还买了一只很漂亮的瓦盆，很便宜，淘米洗菜和面用处很多，是厨房间少不了的玩艺。碗筷就免了，我经常出差挑渠，有一个铝合金的食盆与铝合金的饭勺，常备在身边，我也不打算接待来宾增加食客，完全可以应付了。多年以后我才获知铝元素的过量摄入是引发老年痴呆症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早知道我是说什么也不会去省下这些碗筷钱的。还买了一包盐，这是我唯一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我还跑到不近的政权大队的知青点，央求一个会木工的朋友，帮我做了一个柳木的锅盖，这也是个一物多用的东西，翻个个就可当切菜的案板。同时搜去了他们多余的一把锅铲和一把用断了柄的镰刀改的菜刀。就这样我完成了全部硬件配置，具备了开火做饭的条件，开始了“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光棍生活。

刚开始自己做饭时显得有点手忙脚乱，往往队长上工的哨子已经吹响我的饭尚未做好，虽然善良的贫下中农总是原谅我，并没扣我的工分，但长久以往也不是个事儿。我在读书时去听过一个介绍华罗庚线性规划的科普讲座，什么先洗杯子先烧水的，听得一头雾水。没想到这时候却可以活学活用了，我将每天从收工进屋到出工锁门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程序都罗列出来进行优化，该删的删，该简的简，采取各种平行作业和交叉作业方法，将时间进度赶了出来，再也不会迟到了。队长批评那些迟到的社员，总爱拿我做例子。

经过一番先进的线性规划，中午吃饭赶趟了，但改革的还不够彻底，少了那些吃现成饭的人那饭后一锅烟的休息时间。还得改革整个做饭的操作程序，挤出点休息时间来。当地人做大米饭与我们老家的做法不一样，他们先把水烧开了再下米，等米烧得开花了将米捞起篜熟或撇去米汤原锅焖熟，费工费时又容易丢失大量营养物质。我想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海拔较高，气压较低，水等不到100℃就开始沸腾的原因吧。我试着用老家做大米饭的方法，水米一起下锅，延长焖饭时间，获得了成功，这可节省了好多时间。再进一步，我连菜也一起下锅了：将锅烧热搁油，放葱花煸出香味后迅速将切洗好的白菜（也可以是土豆、茄子、萝卜，视备货状况）倒入略炒，然后倒入淘好的米，加水适量，待水烧开后听锅里的水沸腾的声音逐渐减小，就可撤火利用灶膛余热将饭焖熟。等等待饭熟的时间，就是赢得的宝贵休息时间。

引黄灌区的主产是水稻，这里生产的大米由于生长期有120天（南方早稻60天，晚稻90天）之长、日均光照时间长和利用黄河水灌溉，品质上乘，口感极好，其中的大白皮、小白皮两个水稻品种自古以来就是皇家的贡品。食用油是用胡麻（学名亚麻）籽土法榨取的，与芝麻油一样也叫香油，也是高档食用油。由我独创的快餐菜饭，选用了上述两种名贵主料，再加上各类绿色有机的蔬菜瓜果，辅以铁锅柴灶旺火烧制，味道肯定错不了。特别那锅巴，咸咸的，脆脆的比苏打饼干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宁夏是我国重要的春小麦产地，我们口粮中有40％是麦子，做面食，可是我们南方人的弱项。好在我自小参加航海模型兴趣小组，动手能力较强，学什么都比较快。我就像现在青年人到陶吧去学陶艺那样，怀着好奇、充满兴趣地去向各家主妇学习擀面，反正一个人吃的面就拳头大小，擀开来直径30㎝左右，擀的不满意，揉了重擀。很快，什么和面、揉面、擀面、切面，一系列操作工序都进入自由王国，擀出面来厚薄一致，切出的面粗细均匀。现在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相信这手艺还没丢，有机会聚一起我还可以露一手，保证做到手光盆光面光。

生产队庄子的西边就是汉渠，汉渠那边是通桥人民公社孔雀大队九队，那里有个小卖部，一个残疾老汉守在那里卖些香烟洋火咸盐等日杂用品，平时我们生产队的人都喜欢就近到他那儿交易。可是一到灌溉季节上面的水一下来，四五十米宽的汉渠挡住了所有想过渠交易的人，这时队里只有我敢过去。渠水很急，游过去会被冲的老远，我每天收工后会不知疲倦的去游几个来回。于是队里有几个懒得跑或是没有功夫跑供销社的人就叫我游到对面为他们代买东西。农村社员没有现钱，都得拿鸡蛋去换，有时我就把鸡蛋留下改善我的伙食，拿出我的存款完成与那个残疾老汉的交易。我喜欢在和面时将鸡蛋、盐和少量的油直接和入－－老太太吃挂面，油盐在先（有言在先），这样擀出来的面条很有筋骨，久煮不烂。

要不是我第二年抽调去当了井下采煤工，这样的日子可能还会继续延伸下去，但我虽然安了家终究未扎下根，很快就结束了我在我的第一宗物业里的艰苦岁月，上了贺兰山开始了我的新的历程。

我的第一宗物业

Sat, 22 Oct 2005 02:40:16 GMT

听我父亲说，祖上是做草纸生意的，纸行可能还算有点规模吧，据说在南京上海都有分行。老祖宗没经历过改革开放，思想太保守农民意识太强，有点钱省吃俭用只顾回家乡置地收租，以至土改时被评为工商地主。父亲三兄弟他排行老二，三兄弟没分过家，父亲又从小求学在外，本来不该戴上这顶地主帽子的，但是由于当时对党的政策理解不透，怕土地太多遭镇压，土改前临时分家，这样就成了三个地主分子。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校读书时就受尽歧视，想不到插队落户到了新的生产队还是个落后分子。特别是老任的事发生后，有人到大队去告了我一状，说我与四类分子划不清界线吃喝不分。大队里就将我划入另册连普通民兵也不让我当了，对此我倒无所谓还能坦然处之，只默默地在生产队里上工干活挣些工分糊口。老大的人了，不能再靠着老家寄钱养活我。再说家里也不太平，本来就穷的叮当的家那阵子父亲还得挂牌挨批斗，不能再给家添麻烦了，我得努力自己养活自己。

让我能在大队里大出其名的倒还是那句到处流传的名言：“秃子头上的虱子――有处吃没处呆”。那一年夏天，我在银川搞副业，县上来了个知青工作检查团来我公社检查落实知青政策，那句话不知怎的传到他们耳朵里，一查，全公社就剩我一个知青到现在连个住房也没有，于是就一级级落实下去要为我盖房。善良的贫下中农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一个远离父母的小年轻，大老远的来到这里，连个住处也没有，一天到晚呆牲口棚，叫人怎能安心更不要说扎根了。大队长、生产队长一级级的挨批评，我可成了既得利益者，我从银川搞副业一结束，生产队就张罗着要给我盖房。

其实在我们黄土高原上盖间房并不是一件挺复杂的事，盖房的主要建材是黄土，遍地都是。拣一块被黄河水抬高而灌水不便的地，将黄土一遍遍压实后用锹像切豆腐那样切成一块块，挖起晾干晒硬就是主要建材，当地叫它土垡垃。哪个生产队每年春秋农闲时都要挖点，备着盖房搭圈围炕。在引黄灌区，由于黄河水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和当地习惯施用土肥，田地会逐年抬高。地太高不便灌水，所以每年要安排几块地挖垡垃。而坍塌的圈墙拆换的火炕中的垡拉砸碎了就是炕肥又被送到田里，这就是典型的黄土搬家。庄户人家几辈子下来就干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可是它同时也耗费了我的大半青春年华、我的黄金年代。给房子糊墙糊房顶的都是黄土只有做墙脚基础的石头却是想不到的金贵，在这黄土高原上连个打皮弹弓的石子都找不到。石块要等冬天黄河封冻了，用车到黄河东边的东山去拉。东山属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台地，地质上称作古老山脉，遍地是巨大的鹅卵石。西山就是有名的贺兰山，属新生山脉挺拔俊俏离我们也远点。河西的生产队每年都要去东山拉些石头回来备用。给我建一间房用不了几块石头，生产队随便哪个旮旯找一找也就够了。除此以外还要3～4根桁条和几捆椽子，一闩门是少不了的，窗倒可有可无。再加上芦苇帘子麦柴铁钉铁丝，预算投资总额包括直接费间接费不可预见费总共也就是壹百元人民币左右。那天队长把全队会泥水的劳动力都派来了，我没地方烧水招待只得去买了几盒售价0.2元的富强烟，站在一边递烟。没有半天，房子就结顶了。上完房泥将新炕里填上柴草点上火，第二天等干了就可搬进去住了。
.

房子座落在生产队进行政治文化生产经济活动的中心场地，西墙原来是牛圈的圈墙，扒了个口子安了扇窗。东墙利用豆腐房的墙，正好一间房的距离。一盘土炕整整占去了一半实用面积，进门处打了个柴灶供我餐饮专用。靠西窗安了张生产队的帐桌――名义上是给我造公馆，实际上白天是做为生产队里财经运营中心的，是生产队会计的办公室。因为是会计室，所以生产队里就给安了一个有线广播。这是我比其他青年点的优越所在，我有家电，老乡们叫它话匣子。晚上可以听听革命样板戏和大批判文章。实在无聊没事了还可以玩玩会计的算盘，从1加到100再从500500按序减下去直到有了困意上炕睡觉。每天天还没亮，话匣子会准时奏响雄壮的《东方红》乐曲，然后是“立强大队革委会广播站，现在转播通桥公社广播站的节目”，一级一级的转上去，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每天早晨要听四五遍《东方红》乐曲，才会发现东方开始出现鱼肚色了。

房门外安着生产队里的电表，在电表盒顶藏着两截弯成U字形的电线，会计每天晚上在用电高峰时用它将进出电表的线短路，每天一早再来收好。这营生会计一定要转让给我做，说我住的近个子也比他高，还嘱咐我千万不能让电管站的人发现。我虽以怕电不懂电为由推托了几次，但最后还是落在我的头上。这以后只要我在队里都由我干，一直干到当上煤矿工人，好在平安无事，总算没有辱没广大贫下中农对我的重托。我想我能在下岗后，冒充水电工以安装水电混日子，细究起来，确是那时启得蒙——1、3进，2、4出。

东邻是生产队里的豆腐房，我们队冬闲时有磨豆腐的传统习惯，远近闻名。三间屋的开间两闩对开大门，进门就是一付大磨盘靠墙一溜大炕。豆腐房平时是评工分、读报、开会的场所，那时已推行大寨式评分再不用天天斤斤计较了，晚上集在一起主要搞搞大批判学学最新最高指示。老娘们抓紧时机纳鞋帮，老爷儿们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弄的整屋烟雾腾腾。工作队的同志白天休息好了，不停地咋呼着，在大田里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哈欠一个接一个。我住的近，近水楼台早早地占个不起眼地方美美地打起瞌睡来。

这就是我的第一宗物业，一间名义上属于我的知青屋。我一直在那里生活到1972年10月26日被抽调到贺兰山去当了煤矿工人。从那天开始直到现在，我还从没回去过。不知现在还在吗，真想回去探视一下。

任老汉

Fri, 21 Oct 2005 07:07:20 GMT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和整个社会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文化档次和趣味都不是很高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句流传很广且使用频率很高的歇后语，已属淘汰之列不怎么能听到了。使我现在还能想起这句歇后语，是缘于在我被迫离开永宁县农场青年队，分到通桥人民公社立强大队第一生产队进行再落户时，当地的几个俏皮小嘎子，将这句歇后语成功的演绎成“秃子头上的虱子――有处吃，无处呆”，来形容和讽刺我插队落户了好长一段时间还居无定所的窘境。不可否认，这些小嘎子天资聪明，用词得当而且形容得非常深刻贴切、生动和形象，刻划我当时的情景也可以算得上入木三分了，所以虽说有这么多年头了，总还是忘不了经常会想起。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1969年，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的非常年代。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我们那个已插队落户共同生活了将近4年的县农场青年队，突然变成了臭知识分子成堆的资产阶级土围子，被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经一个多月的洗脑谈心后，宣布被攻克勒令解散。队里从杭州两所有名的重点中学来的一百多名下乡知识青年全部被打散，分散到就近公社的各个生产队重新插队落户，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主要原因是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辛勤劳作，这一大片荒草丛生的黄河滩已被我们改造成旱涝保收的标准机耕良田了，谁见了都眼红。再说这么大一帮子大男大女集在一起光搞点农业，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常言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么，也合乎常理，虽然大家心里都想不通舍不得但也无计可施。说起来算我幸运，县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挑渠干苦力，不仅躲过了通宵达旦的大批判大辩论大字报的洗脑筋运动，而且给贫宣队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像，分队的时候被优先照顾，分到了一个拥有半个芦柴湖且一个劳动日可分一元多钱的富裕生产队。就是有点偏僻路远了一点，是县里的西北边界――我分到的自留地田埂北面就是邻县的土地了。更糟糕的是离其他知青点都很远，一个人很不方便也很孤单。也顾不了那么多，我套上一辆小毛驴车，装上我的行李铺盖及一只大号旅行袋和一点吃剩的口粮，走了三个来小时也就到了我新的落户点，于是就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了，没处呆的问题就直接摆在我的面前。生产队里无闲房，虽然随我们下放有一笔安置金，但数量很少且早被生产队挪用了。队长跟我解释说造房要等黄河封冻，才能渡过黄河去东山拉来石头才能起墙根才能盖房。你一个人随便怎么先设法将就一阵。我不愿到那些不认识的老乡家去挤统炕，与贫下中农真正打成一片，只得先到生产队的饲养房里暂栖。这样就认识了队里当时的饲养员老任。

任老汉跟我一样也是光棍也是外乡人，老家是河北任丘的，早年被国民党抓丁流落到宁夏，解放后就一直在此地扎根生活，是这个生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副主席，也是这个生产队里的饲养员。人显得很老，又黑又瘦还佝偻着腰，明显的罗圈腿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当骑兵出身，牙都掉得只剩没几颗了瘪着个嘴，与其不相称的是上嘴唇倒留了一嘴整齐的八字胡。戴了一顶已分辨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解放帽，皱里八叽沿帽子边沿一圈土黄色的汗渍，棉袄腰间和裤腿上都用草么子捆着。给我第一个印象说好听点叫其貌不扬吧，一个窝窝囊囊的普通西北老汉。其实细算起来当年他年纪并不算很大，也就是跟我现在的年纪相仿，肯定没到花甲。我在炕上铺我的铺盖，他在一边站着傻笑，也不吱声。看到我的口粮袋，好像眼睛亮了一亮，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多口粮真是值得骄傲的。

说是饲养房其实是书面用语，说实在的不过是半间窝棚。进门一遛统炕，室内净高不足一米八，像我这样的个子不时要低一低头。屋里整天点着一盏油灯，虽说为了照看牲口方便也有窗，但那只是在墙上留了一个洞，平时都得用草捆给堵住。住在饲养房里最大的享受是四季如春－－牲口吃剩的豆杆草料、排泄的粪便，都是填炕的理想燃料真正的拿摩温一级品，且数量充足怎么填也烧不完。屋里整天烟雾弥漫，悬浮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总量远远超过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平时在外挑渠经常是这个待遇，要比秃子头上的虱子强胜不知多少倍了。我到这生产队里的第一餐饭是老任给我接得风，熬了一锅米汤烙了几张烫面饼就着咸菜疙瘩，按当地人的说法是美炸了。要是能保证餐餐这样吃可能离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俗话说吃饱了不想家，吃完饭上了炕打开铺盖就睡，就这样我算是在新的生产队里安了家落了户。

生产队里干活与青年队里大不一样，虽说都是一样的农活可青年队里过得是集体生活，一起干活的都是杭州老乡，都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还多多少少保留着一些学校的作息制度。起床听钟声，出工听钟声，在田里干活，听见敲钟就可收工赶紧回到食堂打饭。每逢星期六还搞搞文艺活动。平时再苦再累收工后还要打打篮球玩玩排球，头几年还组织晚自修，由高中生辅导初中生。生产队里却是按天象安排作息时间的，三星晌午就得起来干活，完了回来吃早饭。一天三出工，晚上要等太阳落山后才能收工。庄户人家总有个老的少的在家做饭，可我是光棍一条要和面擀面烧火烧水那能来得及。好在老任白天没啥事，天天为我准备好现成饭，使我很感激的。我呢为了报答也帮他铡铡草喂喂牛饮饮马干些零碎杂活。

时间长了我发现，老任其实是一个热水瓶式的人物，表面冷冰冰内心却是古道侠肠是个热心人。可能因为他也是少年离家我俩遭遇相仿，要不就是老光棍和小光棍猩猩惜猩猩吧，他对我特别关照待我特别好。老任还是远见闻名的蓆匠（我弄错了，他没当过骑兵。罗圈腿是长期蹲着编席所致），这真是人不可貌相。都说宁夏川古有七十二连湖，遍长芦苇，可是少有人会编苇蓆对芦苇进行深加工。芦苇收上来后只能当造纸原料卖掉或当柴火烧掉，最多留些像样的编编芦苇帘子。老任从小在白洋淀边上长大，编苇蓆的技艺可是祖传的而且从小就会是有童子功的――他不但会编普通炕蓆，还会编花蓆。到了这里以后（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落户到这里的原因吧），就把技艺传了开来。所以在沿立强湖一带凡是会编蓆子的不是他的徒弟就是他的徒子徒孙。别看他平时不声不响不言语，人缘关系好的很。他编的苇蓆是质量信得过产品，送到供销社里属免检产品，全是一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可比别人的多卖几毛钱。而且经常会有盖房子或娶媳妇的人家来叫他定做。我因为经常要去集镇寄信，因此也常常给他捎苇蓆去供销社卖。生产队与供销社签有合同，社员向供销社卖苇蓆就可记工分，有了工分就有工分粮可分配，卖给私人虽可多得些钱但口粮就会成问题。供销社也视收购的苇蓆的质量数量来决定给生产队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供应量。

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没叫我跟他学编苇蓆的手艺，我有时闲了站在一边看他也就是天南海北的瞎扯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最多也不过帮他推推碾子压压苇材。当然，根据我的性格我再穷也不会去学编苇席，像老任那样猫起个腰蹲在那里，直蹲得腰成个罗锅腰腿成个罗圈腿才算完。他很乐意我蹲在一旁陪他聊给他递递已加工好的苇材，说话因缺牙漏风我最多能听个七八成。但我还是喜欢与他在一起，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各自的故乡。就像爷儿俩，我们住在一个窝棚里，吃的是一锅饭睡的是一条炕。老任会手艺活钱多些，经常可打些豆腐之类改善一下生活，而我口粮较多因此这老小两光棍的生活在我们生产队里也是屈指可数的。

转眼又到了严冬，白天苦短黑夜苦长。田里的活计少了，主要是积肥平地。按当地的习惯改吃两餐饭一天两出工了，天不亮起来干活（以后改广播一响出门）往地里送肥，太阳出来收工吃早饭。早饭后再干一直到太阳落山。夜长了天短了工分也就少了，一天只记四五个工分。更苦恼的是，在饲养房里晚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马无夜草不肥地球人都知道，一晚上起个四五回给马添草添料又冷又困，很是辛苦。我耐不得寂寞又受不起这苦便想起了杭州我的老家，那虽贫困却充满温馨温暖的家。也等不得生产队里的年终分红，变卖了点口粮凑了点盘缠约了几个朋友就开路回我的故乡－－遥远的杭州探亲过年去了。

作为知识青年应该说是一无所有的，唯独在时间上很富裕。等我从杭州探亲回来，已是南方的初夏了。就是在黄河边也是大地开冻，春暖花开了。生产队里春耕大忙也临近结束了。一回到生产队推开饲养房的门，惊奇地发现饲养员已不再是老任而换了其他人了。新的饲养员告诉我老任过年前在政治上犯了个大错误摔了个大跟斗，不但饲养员当不成了连贫协主席也给抹掉了。这种事在那时候本来不新鲜，偶然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都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但是老任？他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他会惹祸？我有点不太相信。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老任当光棍时间太长了可能有点守不住了，一心想找个老伴。少年夫妻老来伴么，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叫黄昏恋。经好心人撮合年前相中了一个，女方什么条件都可以就是成分高了－－是地主分子而且是戴帽现行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这样的结合肯定得不到上级的认可。而老任犟侉子脾气上来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大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气概。结果呢贫协副主席给撤了，政治地位没了这倒不当紧但饲养员当不成了，倒是阿弥陀佛的事－－饭碗没了。在农村的八大员中，饲养员是仅次于保管员的重要岗位，特别是大牲口的饲养员。你想，这一群价值上千的牲口，一个生产队的活计全靠他了弄个不可靠的人喂养能放心吗。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

晚饭后，我带了点家乡的糕点去看老任。他现在住在村外的一间小破屋里，看来生活的还不错，小院里拾掇很干净。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推开了虚掩的门，老任已蹲在地上编席子，老任的新娘子还在锅台上洗涮。见到我进门，他们好象什么贵宾到来似的老两口子都出来迎接。老任一定多次提到过我，大娘急忙扫炕让座一边又忙着沏茶卷烟招待。老任捋着八字胡在一旁傻笑，幽幽地说我犯了一个路线上的大错误，大队书记说我是头脑发昏绵羊搂着狮子睡。还好这几天下来还没被她吃掉。我很佩服老任在这样的困境下还能这样幽默，我禁不住笑了。大娘也在一边笑了。我看了一眼那个使老任犯错误的“红颜祸水”，那个吃人的狮子，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大手大脚的，一看就知道是干活出身。一点没有革命样板戏中那阶级敌人的样子，那样骇人。任大妈是河南人，家有几亩地雇了个长年，土改时评了个地主成分，女儿是地主子弟在当地不好嫁就嫁到宁夏来了，于是她也就跟过来住女婿家了。不想在文革初期就被揪出来了，说她是逃到宁夏的地主婆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挂上白袖章监督劳动，一开批判会就得上台陪斗。虽然女儿女婿都很孝顺，也住不下去了。听人介绍老任，她什么条件也不讲就嫁过来了。也算有缘份，老俩口过得还不错。

我依然是居无定所，成了队里的差油子。挑渠、跟勒勒车跑运输、搞副业，什么苦差都轮得上。我天生比别人条件好－－铺盖一卷全家搬走，队里一有出门的事就差我。再说没了老任的饲养房住着缺少生气，我也乐意出门。但只要我不出门在队里干活我还是在老任家搭伙，反正他们老俩口也嫌孤单，我去了也好热闹点。我那时二十刚出头，还不甚懂事，也可能我也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反正有人批评我，说我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与阶级异己划不清界限，我还是经常去。晚饭后盘腿坐在炕上，炕桌上的笸箩里放着烟叶和供卷烟的纸条，沏一缸子酽茶就天南海北神聊开了。老任从来不停手中的活，一直聊到我有困意了才散场回去睡觉。有了女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老任家的伙食明显改善了。同样的物质条件到了任大妈手里就会变花样，面条馍烙饼饺子米饭，还有一种是我最爱吃的当地叫调和的饭——将稀饭煮开再搁入面片菜和调料，几乎餐餐不重样。她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除了换取油盐酱醋外不时拿来改善生活。时间长了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按干部下乡的伙食标准付了点粮票和人民币。但任大妈坚决不肯收，推了半天只肯收下全国粮票。那时的全国粮票是个宝，到粮站每50斤还附加供应半斤食用油。

老任婚后精神好多了，话也多了，整天乐呵呵的。任大妈也很快活，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仗着老任的人缘和他众多的徒子徒孙，再不用带白袖章挨批斗受侮辱了。但毕竟年岁不饶人，饲养员不当大田的活是干不动了，生计也就成了问题。再说任大妈虽说不再挨批斗但还是黑人，没有户口没有口粮而且无权参加劳动参加评工分。老任于是就没日没夜的编苇席。人老了腿就硬了，眼也花了手脚也不利索了，编的苇席质量也远不如前了。有好几次，我被供销社的人怀疑是背了其他人的苇席冒充老任的席假冒名牌来抵数。到后来，竞连等外品也验出来了。为了不伤他的自尊，我悄悄地贴了几毛钱骗他说全是三等以上。他看着我，摇摇头，叹口气一副回天无力的样子：“这是在卖我的老面子。我知道，有几张最多是等外品。不知怎的，力不从心了真丢人。”这事使他很沮丧。

又是一年春天到了，大人物们争权夺权批林批孔似乎忘了我们小乡村里的阶级斗争了。再说时间长了，队里的贫下中农也接受这个外乡地主婆了——也挺善良的，不像传说那么可怕。而老任家的窘迫却成了大家关心的事。生产队长两口子都是老任的开门弟子，据说还是学编席时谈的对象。他们当然不会忘了恩师，就派了老任去立强湖去看湖。立强湖是生产队的聚宝盆摇钱树，虽号称是湖却完全不象个湖泊，哪像我故乡美丽的西湖那才称得上是湖，像立强湖那样我现在才知道那科学的名称其实应该叫做湿地—一片长满芦苇的沼泽。方圆百十来亩，一条战争年代留下的供部队行军的官道将湖劈成两半，我队占了一大半。看湖人的责职主要是管住大小牲口不要糟践芦苇幼苗，秋后还要防火防盗。那地方荒凉得很，看湖人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蚊叮虫咬——湖畔的蚊子多得吓人，有人曾形容拍几巴掌就能炒一盘。不过对老任来说却是美差，活不累责任强点，虽说工分低点但刮风下雨天天都有也算得上是个肥差。他俩高高兴兴的举家迁居湖东去履新职。

自老任去了湖东，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少了。有时老任来生产队办事，就在我那儿吃我做的快餐。每次也是匆匆来匆匆去，这十几里官道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完，不然蚊子会把人吃了去。我有次随队里去湖东修官道，特意去看望了他俩。在一片稍高于苇湖的荒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间小土窝，又黑又潮，老任在煤油灯下编席，任大妈还是那样忙里忙外。看来他俩在这儿生活过得还过得去。养了许多鸡鸭，还垦了一小块荒地种种蔬菜。那些调皮的小牧童跟老任俩关系搞得很好，经常逮些麻雀小鱼之类的给他们开开荤。

那年深秋，我终于盼到了上调，到一个国营大煤矿去干“地下工作”，离开了生活了将近四年的小乡村，离开了老任。走的时候太匆忙，去县里检查身体到公社迁户口粮站转移粮油关系千头万绪，根本无暇去与老任俩告别。我只把处理不掉的一些口粮，托保管员转给老任，就不辞而别了。

老任的大名叫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那副音容笑貌，忘记那段难忘的日子，那是我的整个知青生涯中仅有的一段温馨的生活。我在矿山上时也经常会想起老任，但苦于他在荒漠的立强湖畔邮路不通，再说也没什么好写的写了老任也识不了几个字，这样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我在井下工作时曾省下一双矿工靴和几双纱布工作手套，想托人带给老任，他在湖边生活劳作是很需要的。但一直没有便人，也就搁下了。在我离开矿山的前几年碾转听说老任已死了，是无疾而终，就死在立强湖畔那个窝棚里。葬也葬在湖畔那个窝棚边了。老任死后，任大妈也回她女儿那儿去了。反正在当今世界里，到哪儿都不用担心带白袖章开批判会被监督劳动了。